《列兵诗文》连载六(作者:范二水)

“文臣七条”碑与炸弹


山西省南部有座古老的县城，过去称绛州，而今叫新绛。在新绛县古绛州府衙门大堂的南墙上，镶嵌着一块引人瞩目的石碑。其高约110厘米、宽约70厘米，碑文题为“文臣七条”。这块石碑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所刻，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文臣七条”的原文是 ：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廉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贵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救民疾苦，而厘革之。
这块石碑是当时的朝散大夫、绛州知州立在州衙之内的。
我第一次读这则碑文是在1948年夏季。当时，我在新绛军分区即吕梁第十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员，常与战友宋平、张耀武、张卜一等同志到古绛州府衙大堂观赏“文臣七条”碑。当时我们三人的年龄都不满15岁，稚气未泯，贪玩贪耍，被人称为“红小鬼”。特别是我和宋平在黎静同志编剧、导演的《危险》这一歌剧中扮演两个蒋匪兵，宋平用哑巴鸡嗓子(左嗓子)唱道“我们悄悄进了村……”我接唱“可不敢碰上八路军”时，把台下的干部、战士与群众逗得捧腹大笑。虽然年幼贪玩，但我们从不忘记学文化。多次去观赏“文臣七条”碑，就是为了学习其楷书书法，至于碑文的思想内容却是似懂非懂。
也就是这年夏天，“文臣七条”碑遇到劫难，险些被阎锡山给炸毁。那是8月的一天，阎锡山的几架轰炸机飞到新绛县城上空。敌机一面向我军驻地俯冲扫射，一面投掷炸弹。刹那间“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响作一团。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我军分区机关驻地——古绛州府衙。说来也真神了，我机关驻地除马号大院被敌机炸毁几间土房外，其余完好无损。敌人的飞机扔完炸弹之后，便向太原飞去。我们几个小宣传员一面捡敌人的子弹壳，一面学着敌机的“嗡嗡”声。小战友史敬明说 ：“敌机乱嗡嗡，炸弹不顶用。”我接着说 ：“敌机瞎嗡嗡，听声音好像是在报丧，阎老西快点丧狗命。”我俩的顺口溜把大家逗笑了。我们的宣传队长王宗吉操着河北霸县口音说 ：“你们这些小鬼，真够顽皮的了，连敌机轰炸都不怕!范二水真行，还能听出敌机的声音是报丧。”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真应了史敬明“炸弹不顶用”那句话。敌人一枚标有“USA”的美国炸弹掷到古绛州府衙大堂的院中央，竟是个不发火的臭弹。这枚半人多高的炸弹，直挺挺地矗立着，成了军民的观赏品。我和战友们观赏这枚美造的不爆炸的炸弹时，用童声喊着 ：“这枚炸弹不响，是在向我们作宣传，讲的是阎锡山是个大坏蛋(弹)。”围观的群众也在议论 ：“绛州的古知州都是清官，所以被人民大众称颂。今天，连阎锡山的炸弹进了绛州府衙大堂也要行个‘立正’礼!”还有人说 ：“今天，古绛州衙门已成了人民政府的办公室，人民的县长较之古州官更清正廉明，更受人民拥护。在人民的‘清官’面前，阎老西这个坏东西是不敢爆的。美造炸弹只能炸败蒋该死。”
至于古绛州是否出现过贪官污吏，笔者无据可考。但古绛州府衙大堂的“文臣七条”碑对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还是大有借鉴之处的。
重温《文臣七条》后，我赋诗一首，愿与各级领导干部共勉：“重温宋代戒律文，当官务必为人民。公仆莫作官仓鼠，反腐倡廉胜古人。”


哦！战斗的冀中
                             ——忆故乡的抗日斗争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不禁忆起了故乡人民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冀中平原是我的家乡，这里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我家就住在冀中深县溪村区的东留曹村，这是一个抗日模范村。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了我可爱的故乡。1942年敌人在冀中进行了“五一”大扫荡，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霎时间，火光四起，杀声一片，岗楼林立，沟壑遍地，使美丽的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敌人企图用武力征服冀中人民，然而冀中人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我们的村庄就是一个杀敌的战场。我曾见，回民支队三勇士在村东北角奋勇抗敌，掩护群众撤离疏散，并击毙了日寇一名指挥官；区游击队在村西南的一片坟地伏击了鬼子兵。我家的小院就是一个地道战的阵地，而且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堡垒和指挥部。我父亲范长林是中共溪村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五一”扫荡后，敌人在深县设置了据点与岗楼82座，密集到每三个村庄就有一个，仅溪村区就有敌据点与岗楼9座之多。我父亲根据上级党委关于“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指示，化名范真常，领导全区坚持了敌后武装斗争。在开展地道战时，有的人怕挖了地道会有损住房的坚固。我父亲就向群众动员说：“开展地道战是为了打击敌人。如果我们只顾房子结实，打不走日本鬼子，谁也别想安宁。”并率先在我家的小院和房子底下挖起了地道。这个地道不仅是打击鬼子的阵地，而且是所地道学校。据我的一个家门侄儿范铁头说 ：“长林爷不仅是区委书记，而且还是地道学校的教师。我的珠算，就是他在地洞（道）里教会的。”当时，区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就是在我家的地道中开的。那时的地道村连村、户连户。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积极投入了抗日斗争。站岗放哨查路条，防奸防特挖地道，我都主动参加。尽管战争年代生活困难，环境残酷，但群众的抗日热情是高涨的。
毛泽东同志讲：“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溪村区的抗日剧团闻名冀中，主要剧目有《十六条枪》《爷孙劳军》等。我父亲创作并导演了反映抗日斗争，以歌颂共产党为主题的现代京剧《高一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派人观看了演出并索走了剧本。
在溪村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反映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村村都有。有的还把这些大众诗歌，写到了日本鬼子盘踞的岗楼上。这实际上是对敌人展开的一种反攻。在中菉村的日本岗楼上，游击队就针对伪军写有：“枪口对外，抗战到底，中国人不能打自己。父母的血仇未报，妻子的耻辱未洗！有良心的中国人，哪能卖国去投敌！快觉悟过来，快回过头来，制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能自己打自己。”据当年的一位老游击队员说，这首诗就是我父亲书写到敌人岗楼上的。1944年端掉菉村岗楼时，岗楼上的伪军与外面的抗日游击队里应外合，烧掉了这个鬼子的“王八窝”。
在北溪村东门外日本据点的岗楼上，游击队针对汉奸李顺（伪军小队长）等人写有：“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和娘。中国生，中国长，却把祖宗忘。帮敌人，助东洋，为虎来作伥。杀同胞，害老乡，绝没好下场。”后来游击队抓住了李顺，枪决在村头上。
溪村区共有27个自然村，在每个村的砖墙上，除了写有大幅抗战标语外，大都设有漫画专栏，并配有大众诗歌。群众称之为街头诗。歌颂共产党的有：“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冀中的人民需要共产党。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揭露鬼子凶残的歌谣有：“东洋鬼，汉奸狼，张牙舞爪逞凶狂，铁壁合围拉大网，万户千民遭灾殃。”“日本鬼，野心狼；出洞穴，大扫荡；东村杀，西村抢；张家破，李家亡；杀鸡犬，宰牛羊；敌到处，一扫光；民切齿，举刀枪；齐动手，反扫荡。”还有：“鬼子真可恨，抢掠放火又杀人。救国全靠共产党，抗战全靠八路军。”
在激烈的抗日战争年代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谣，描写了溪村区的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在这块战斗的地方，人民群众一齐武装，消灭日本鬼，狠狠打东洋。道沟与地洞，八路把身藏，开展游击战，专打敌不防，地雷轰轰响，就连木水桶，也会把敌伤。”这首歌谣逼真地描述了当时的人民战争。那时，我家共有五口人，除父亲有一只驳壳枪外，武委会还为我家每人配有一枚土造手榴弹，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回想起这些，我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又看到了活跃在冀中的回民支队、饶武支队（饶阳、武强县游击支队）的勇士们和深县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120师与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粉碎日寇“扫荡”的壮观场面。


大进军中谒黄陵


1949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晋绥军区战斗剧社第二队奉命调往西北战场，在向西北大进军中组建天下第一军文艺工作团。队长刘伍同志带领我们几十个宣传员，从山西临汾出发，前往第一军授领新的战斗任务。
一天，我们从禹门口渡过了黄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河。以前也只是见过漳河，与黄河一比，简直渺小多了。我见过的高山是太行山，见过的大河要数黄河了。滔滔黄河水，汹涌澎湃。站在河边，望着浊浪排空的河水滚滚向东。这时，“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雄壮而激越的旋律，不时在心中闪现着。飞溅的浪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真如俗语所云：“黄河无风三尺浪。”
4月初，时逢清明节，当我们行军到达陕西黄陵县时，刘伍命令我们停止前进，让大家参观拜谒黄陵。他说：“行军走路是学习，演剧打仗是学习，拜谒黄陵也是学习，是个机会难得的学习。”
开始，我只知道黄陵是个地名，拜谒后才知道，黄陵就是“黄帝陵”。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宗——轩辕黄帝就埋葬在这里。难怪黄帝陵墓前的石碑上写着“文武官员至此下马”这样八个大字。据说，封建社会，不论大小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表示人们对祖先的崇敬。
黄帝陵位于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巅。拜谒前，刘伍队长向大家作了简要介绍。之后我们各自参观进行拜谒和学习。大家沿着盘山公路，一口气爬上了桥山之顶。黄帝陵高3.6公尺，周长48公尺，是个衣冠冢。
黄帝陵始建于汉代。传说从那时起，每到清明节这天，人们都要来黄帝陵祭祖。1938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林祖涵（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苏区人民，以鲜花玉帛之仪致祭黄帝陵。并宣读了毛泽东亲笔写的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妃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曾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的，毛泽东《祭黄帝陵》一文，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红军拯救祖国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向全世界宣称：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不畏强暴的英雄民族。
传说黄帝乘龙升天时，行至洛河支流沮水北岸的桥山，臣民们不舍，就紧紧拉住了黄帝的衣裳，长龙腾空而起，于是黄帝的衣冠被扯落在地。为了纪念黄帝，人们就把他留下来的衣冠葬在了桥山之巅。这就是著名的黄帝陵。
明代文士王正，对黄帝的这段故事及其造福子孙的丰功伟绩，曾写诗赞曰 ：“轩辕何事厌尘寰/自昔乘龙去未还/万国有臣空恋慕/九重无路许追攀/争知仙驾游何处/犹说衣冠葬此山/终古风云劳拥护/神光尝射斗牛间。”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据史书记载，黄帝是远古时代一个部落的首领，生于山东寿丘，逝在河南荆山，葬在陕西黄陵的桥山。有关黄帝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多。这位黄帝不但是人间的神仙，而且是位了不起的英雄。他降神农、战蚩尤，结束了部落时代，建立了国家，率臣民发明了舟车、弓箭、文字、指南车、衣帽、鞋袜等。正如毛泽东所说：“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首气吞山河的诗词中写道：“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我们拜谒黄帝陵后，旋即下山。一座宏伟的寺庙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轩辕庙。由于刘伍队长事先向我们讲了“苍神造字”的故事，所以当时我就把轩辕庙称为“苍神庙”。大庙坐北朝南。一进庙门就看到了院内的两株参天古柏，其粗壮和高大，特别引人注目。据说这参天古柏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几个小宣传员联手搂抱，其粗度足有三丈多，难怪桥山人说：“七搂八扎半，二十四个疙瘩不上算。”这两株参天古柏，一株叫“黄帝手植柏”，又称“轩辕柏”。据说是黄帝亲手所植，为世界群柏之冠。另一株叫“挂甲柏”。传说汉武帝刘彻于元封元年十月初，亲率十八万大军北巡边关。在返回西京长安途经桥山时，曾挂甲祭奠黄帝，并把铠甲悬挂在这株柏树上，故得名“挂甲柏”。陕西民间曾有“十八万大军祭黄陵”的故事，即源于此。
黄帝陵的对面，有一座六七丈高的台子，名曰“汉武仙台”。据说此台是汉武帝祭黄帝陵时所筑，故称“汉武仙台”。
穿过“轩辕古柏”，就是“轩辕庙”的正殿。庙门前有一个香案，上面供奉着“古圣轩辕黄帝尊像”。大庙正殿里边，陈列着有关黄帝生平事迹的史料和一些古代的文物，还有文人们为歌颂黄帝而写的诗词大作。在所有的碑石中，最早的一块是北宋仁宗嘉祐六年所立，距今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
笔者拜谒黄帝陵，还是解放战争末期，迄今已过去五十个年头了。有关往事，记忆犹新。当时处于大进军的战斗环境，时间特别紧迫，加之笔者年龄较小，思想也很幼稚，未能把庙中的刊石文字抄录下来，事后深感遗憾。
1980年冬季的一天，我到广州去参加“第二届羊城音乐花会”，路过北京，在北京海运仓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谒见了老首长刘伍同志。那时，他正在《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见面后，刘伍同志招待了我这个当年的“小老兵”和在战斗剧社二队时我的音乐老师李占山以及宁夏的诗人秦克温同志，并共进了晚餐。席间，我还和刘科长谈起了大进军中拜谒黄帝陵的往事。刘伍同志特别高兴，还让我和李占山、秦克温看了他的“人民作家”证书。我亲切地说：“刘科长，我盼望着你再带领我们去拜谒黄帝陵。”他说：“那要另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了。”
后来，听几个战友讲，刘伍同志已在北京病逝。闻悉后我特别悲痛。而今忆起当年拜谒黄帝陵的往事，自然引发了对刘伍队长的怀念。
光阴荏苒，我们这些一军的文艺兵也都离休了。然而，人离休心不离休，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永远也不离休。我们这些战争年代幸存下来的文艺兵，正在以轩辕黄帝的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改革开放而发挥着各自的余光和余热！


写取一枝清瘦竹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化县人。他是我国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和画家。郑燮出身于书香门第，在科举道路上历经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由此进入仕途。他考中进士时，已届不惑之年。五十多岁出任范县知县，后调任潍县知县。因为人耿直、坚持正义、反对豪绅、赈济贫民而被罢官归里，在扬州卖画为生。在诗歌写作上，力主面向现实生活，抒发真实感情，反对拟古。所作诗文，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尤其是画竹，堪称一绝。就其画竹的体会，曾写下如下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真乃言为心声。他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总是把黎民百姓放在心上，即使听到竹叶晃动的声响，也会联想到民间的疾苦。郑燮不仅画竹享有盛名，而且在立德、立功方面，更是为人称道。
清乾隆十至十三年（公元1745—748年），郑燮在潍县（今山东）为官。时逢饥荒之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面对此情，郑燮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关怀着人民生活的疾苦。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郑燮无视封建礼教，在潍县衙门大堂，当众巧审了一桩“风流案”。县衙门前人群蜂拥，观看一对年轻僧尼。只见那被绳索捆绑着的僧尼，浑身颤抖，衣服也被扯得破烂不堪，哀哭不已。旁边有几个身着长袍马褂的绅士，面对郑知县，一个个手指着僧尼的鼻子斥责不休。一人说：“僧尼通奸，玷污佛门，伤风败俗，天理难容！”另一个说：“必须严厉惩办！”还有一个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面对此情，郑燮不慌不忙地说：“大堂内外热闹非凡，原来是绅士状告僧尼！”只见他手持惊堂木，啪的一声巨响，开始升堂。经审问，得知这对年轻貌美的僧尼，从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因婚姻不能自主，双双才被迫出家。据此，郑燮当即批示并宣布了判决：“僧尼相爱，情投意合，无罪！”并责令其双双还俗，结为伉俪。郑燮还亲自为其主持了“当众拜堂成亲”的仪式。这对僧尼夫妇，对郑知县成人之美的宣判，感激不尽。围观的群众纷纷议论：“郑知县真是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而作为原告的绅士，却呆若木鸡，支支吾吾不服判决，认为知县大人喝醉了酒，将案断错。绅士们一个个胡喊乱叫。这时郑燮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以抒感怀，并向众人高声吟道：“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地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吟罢立即退堂。群众赞叹不已。
郑燮一生做了两任县官，为政清廉，断案公正，居官谨慎，替民着想。为防止不了解民情而做错事，他特别注意深入群众，注重调查，了解民情，身体力行地做到了“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始终坚持“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这样八个字的“为官之道”。他在山东潍县任职七年，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特别是在灾荒之年，他千方百计赈济灾民，为此还写过《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等忧国忧民的诗词杰作。
郑燮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曾写道：“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郑燮在范县和潍县为官时，正是这样，真正做到了“泽加于民”。为消除灾情，救活难民，他不怕触犯上峰，大胆地开仓济贫，扶持人民，表现出一个封建时代正直官吏的果敢与豪气。为帮助灾民度过饥荒之年，他还大兴工役，修城凿池，以工代赈，招来了大批饥民就食赴工，并尽封了当地豪绅的粮仓。他还责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流供食。此举救活了无数灾民。
郑燮在任职期间，在助农民胜讼和赈济灾民方面“泽加于民”的政绩，可从其行书代表作《修城记》中见到一斑。《修城记》的碑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天地有春必有秋，国家有治必有乱。”第二部分是对潍县的评价并阐明了修城的重要意义。即“潍县地界海滨，号称殷富，一旦有事，凡张牙利吻之徒，欲狼吞而虎噬者，潍其首也。”第三部分写郑燮本县亲身垂范，带头捐资修城。即“本县先为之侣。首修城工六十尺，计钱三百六十千。”第四部分记述了修城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即：“其余各任各段，各修各工，本县一钱一物概不经手。”从这里可以看出，郑燮修城的办法是“分工负责制”，颇有点类似今天的“承包责任制”。不难看到郑燮的组织能力颇为超人。也使人们了解到郑燮为官的清廉。他那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高尚品德，闪烁在字里行间。
纵观《修城记》，全文仅用了二百多个字，就把修城的宗旨、意义和修建方法讲得一清二楚。时至今天，《修城记》的碑文还深受人民群众的好评。
郑燮在潍县任职期间，曾接到过其弟郑墨写给他的一封家书，内容是郑家与邻居因争夺一墙之地而打官司。郑燮阅后复信写道：“千里告状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处去找秦始皇。”并再三嘱咐其弟“吃亏是福”。郑燮虽为富贵人家，家有田园三百亩，但从不盛气凌人，非常懂得做人之道。从他对“千里状告为一墙”的态度，足见其对他人的宽容与高风亮节。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是郑燮的为人准则。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郑燮61岁，因助农民讼和赈济灾民而得罪了豪绅被罢官归里。当其去官之日，潍县百姓含泪送别。他对潍县父老惜别依依，曾画竹题诗，给潍县人民写下了这样的惜别留言：“乌纱掷去不为官，弃弃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支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竿。”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地方官吏，他在离开范县时一尘不染，告别潍县时仍然两袖清风，实乃难能可贵。他73岁临终时（公元1765年）还说：“宦官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其正直廉洁，犹如翠竹清风一样坚贞洁净。他始终认为“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重要的是“要明理，做个好人”。然而，当今社会上流行的不是郑燮的“泽加于民”，而是郑燮的“难得糊涂”。他们不知道郑燮还有“读书明理做好人”和“泽加于民”的至理名言。对待人民，郑燮从来就没有糊涂过。他以善待贫士闻名为“扬州八怪”之一。“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莫移公仆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近年来，笔者发现一些党员，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其胸前不是像周恩来那样佩戴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而是戴着“难得糊涂”。因此他们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下郑燮为官的真正人品，“泽加于民”，把“难得糊涂”换成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

开卷有益。古代《文臣七条》既有历史意义，也很有现实价值，属于历史精华。封建时代官宦若真能做到如此，可谓黎民之福；现代官员若能以此立身自勉，也是合格公仆了。点赞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