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所发生的那些事

一九七一年初秋时节，全国上下正在为迎接建国二十二周年、全面落实“九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部署而努力工作着。后勤部首长为可能进行的冬季野营拉练，要求机关本年度尚未休假的干部在保证正常工作运转的情况下，尽量多安排人员休假。九月十日邹学孝科长通知我可以休假，当即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次日就起程回家。
那个年代乘车是购票难、坐车苦，由于归心似箭，我买了上海至乌鲁木齐的特快票站到郑州站，当时军部在郑州站的对面设了一个中转站，专为过往军人服务，我通过军机关同志，为我弄到了一张武昌至郑州的81次特快下铺票，车票到手之时，真是喜出望外。经过一夜的车程，十二日早上我顺利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再经新华路汽车站，平安回到黄陂——我的三口之家。
到家的快乐与喜悦不言而喻，见到儿子能跑会说，真让我高兴至极，乘车劳顿全然消失。十三日我买了家人最喜欢吃的菜肴，还叫了两位老学友共进午餐，席间相互恭维与祝愿，不觉得两瓶汾酒下肚还酒兴未减，实可谓老友相逢千杯少。酒没有过量的时候就能理智的对待是否还喝，为了健康与友谊，我们异口同声都说今天不再喝了。
十四日下午，我收到部队加急电报“接电立即归队”落款是八一八一部队四十分队（即师后勤部）。收到电报后，我与家人心情都很迷茫，主要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急，休假离队时，科长还说安心休假，家中有什么困难就写信给他，并给我一百斤全国粮票，我很感谢领导。可刚回两天又来急电催促归队，当时我想了许多，在调我到卫生科工作时，我是不乐意去的。曾在一段时间，我一直软抵抗，邹科长对我是不满意的，但后来我认识到来了不干是不行的，不干好也是丢人的。因此，我虚心好学安心工作已一年多，现在还用休假来报复我么？离队回家，离家归队二者在斗争中，我选择了归队。这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十五日我与家人含泪告别，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二次特快，一直站到郑州。后转路过车于十六日凌晨回到驻地商丘市，当我步行至师一营区大门口哨所时，向哨兵打听部队近期有何变化，哨兵先问我是那个单位，叫什么名字后，告知部队紧急疏散了，带着疑问我来到部机关办公地，当我敲开值班室门时，值班通信员告诉我部队打仗走了，值班干部在财务科看守保险柜，随即我到财务科，见到老助理员李宗谦时，他连说，你怎么现在才回，并告诉我部队全部进入紧急疏散区，真要打仗了，明天上午十时，有生活车回来，下午三时你可以在办公楼门口乘车前往。
十六日，我带背包及战备物品随生活车到了师机关紧急疏散区——河南宁陵县，后勤部机关在县郊的一个牲畜配种站宿营，除部首长有床铺，其余科以下干部全睡地铺。那段时间机关主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战备方案，清理文件，下部队督促检查备战训练等。谭秉林部长常在我们面前说，可能出事了，你们各科一定要熟悉掌握战备方案，随时执行各类战备方案。师长成喜臣在司、政、后机关干部点名时告诫我们，这次是真要打仗，不是假的。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是拉练演习，各部门一定要进一步修订完善战备方案，各科收管的文件该交的要交，该烧的要烧。当时我们是很紧张的，由于归队后就进入临战状态，对邹科长中断休假的报复猜疑也全释怀了。我们年轻实属想多了，实际上邹科长及其各位老科长们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在老助理员及科长们指导下，卫勤力量扩编方案以及救护药器材分类携行等方案均由我完成。
九月二十七日，一架直升机飞抵我部疏散区降落，把师长、政委接走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真是要打仗了，都说是师首长去军区受领作战任务，别的没有谁去想，其实师长、政委是去听传达文件。在“九一三”事件后的十几天时间，由于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全国仍然很平静，人们从新闻广播报刊杂志，仍可见到“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在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从政治生活中悄悄消失了。九月三十日晚，后勤部组织收听中央电台“两报一刊”社论，结果没有播放社论。当时谭部长说，同志们，出大事了，你们要准备随时上战场。此时他是根据报刊舆论的异常现象分析的结论，直到后来证实预言属实时，我们无不佩服这位老首长，老革命的政治敏感性。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九月中旬开始逐级传达，九月二十七日，师长、政委被直升机接走就是该文件传达到地师级。十月上旬我们师三大机关干部回到商丘师小礼堂听传达，到一营区小礼堂后深感气氛非常严肃，入场后，门窗紧闭，门外岗哨森严。政委马骥良宣布“不是团常委、没正式下命令的师机关干部请退场。”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跳加快，倍感事态严重。当没有人退场时，马政委又要求大家在发放的白纸上书写毛主席语录“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然后写出自己保守秘密的决心书。师保卫科收回入会人员的决心书后，可容纳近两百人的小礼堂，当时如同死一般安静,我们怀着忐忑心情静心听完文件传达。传达文件后，各机关回到办公地组织讨论，逐个表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坚决与林贼划清界限”。在讨论中为了保密，统一不能说林彪的名字，统称林贼。公务员来往送水也照常发言。当呼喊多年的“林副统帅”突然改叫“林贼”时，确实有点难度，总觉得别扭，平常讲话很流利的人，那时也变的慢吞吞的了，主要是要想着说，害怕把“林贼”又喊成“林副统帅”。
十月下旬，文件传达到全国人民，在逐级传达过程中，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先听传达是一种待遇，总想把所知告诉自己可信任的人，从而导致泄密。后勤部战勤参谋侯庆年就是因泄密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人们在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举国上下发出了阵阵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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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还在上小学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你是被紧急召回的那一个就更加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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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那时候我们在南曹57青年农场，也是学习，吓的不轻，。
一军招待所在郑州站对面的大同路，路北，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关旧址，水泥楼，很结实的样子。
退伍后到电信局还去修过招待所的电话，后来就搬到西郊了，就是现在的位置。
谢老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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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记忆准确，脉络清晰，重温那段特别时期，是一篇难得的回忆文章，也是继彭本炎等老同志同类题材的重要补充。感谢并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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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那时候我们在南曹57青年农场，也是学习，吓的不轻，。
一军招待所在郑州站对面的大同路，路北，解 ...
李建伟 发表于 2011-5-25 17:20

谢谢关注。

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记忆准确，脉络清晰，重温那段特别时期，是一篇难得的回忆文章，也是继彭本炎等老同志 ...
杨铭志 发表于 2011-5-27 07:23

感谢鼓励！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但还记得听传达时会堂外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把守。

难忘的事件，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通信营架设连71年在搞国防通信电缆施工。我们一个连分布在西起湖北南漳县，东到湖北的麻城县的 战线上。全长有600多公里。全连分为N个作业点。我和贾守贵（河南新乡70年兵）俩人分在红安线XX公社（我现在记不清），蔡家畈一个武汉返乡的农户家里。这年8月的一天二排长周增木通知我们连演唱组集合排节目。说是代表通信营参加国庆节师直文艺汇演。我也从施工“点”上被抽到了演唱组。当时是在红安县的另外一个施工“点”上排节目。当时排节目时间非常紧张。9月14日的下午突然周排长说我们的节目现在不排了{因为我们连很分散一年都难得见到连队的领导}。他接到了通知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回到营房河南商丘。我们当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要打仗。因为我们长年在外分散着施工，消息很闭塞。   待续...............。

说起9.13事件，确实很神秘。那年我正在跟隨架设连在湖北搞国防电缆施工，直属武汉军区通信兵部领导，9.14.晚，突然接到通信兵部的通知，要求我连立即收攏，返囬商邱。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可是当時连队很分散，正如章贵发说的，全连从西到东分散在600公里的深山老林里，20多个奌，收攏部队谈何容易，我们只好连亱出发，那時夲连只配有两台汽車，决定先收拢远的奌，近的奌只好通知他们步行囬连部，第二天，兵部参谋来了，还帶来了4台车，这给我们收拢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15号，全部集中了，16号开赴汉口，连亱登火车，18号囬到商邱，那時部队己疏散在商邱郊区，营房空空的，通信科参谋通知我们不要回营房，直奔疏散地，与营部会合，完成了集结任务。

各位老同志详细的回忆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历史  谢谢   当时我们初中毕业还没上高中  但对这事还是记得很清的

记忆优新。那时，我们六团一机连正在夏邑县疏散待命。

老哥收到电报的时间肯定记错了，至少提前了一天。“九、一三”事件发生在当天深夜二时许，14日能收到电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15日早晨七时许，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通知传达到团领导一级，七时半传达到部队。我当时在政治处编写一好带三好，由政治处主任孙洪庭传达的，一、从现在起全体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部队上午准备，下午二时在大操场集合，按一级战备的要求携带战备物资，并到紧急疏散区疏散，三、凡是外出休假、住院、出差的干部战士除非完全不能动弹的外，其余全部甲级电报催回，四、按照一线分队满员的原则优先保障战斗分队，凡是临时借调、出差的干部、战士一律回原单位（见我的日志紧急疏散）。

看到通讯营的文章很亲切，期待其它战友给这个题目续上新的文章，

                                        十七   紧急疏散

                                               （一）

    部队从芒砀山回来后，仅休息了一天，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之中。八月下旬，我被调到团政治处编写《“一好带三好”一百例》。何为一好带三好？即：林彪提倡的，经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并制定的“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只要把政治思想好搞好了，就可以带动其他三好。一好带三好一百例就是用100个典型事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阐述政治思想好如何带动其他三好的。据说，这个点子是原师政委马骥良出的。如果能在全军范围内成功推广“一好带三好”一百例，那将会产生何等的影响！不说独树一帜，至少可以让全军广大指战员对我陆一军二师刮目相看。早在半年前师政治部及各团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写作班子。由各团负责撰写初稿，师政治部统一审定通过，不合格者“枪毙”，截止到我去时全师已完成了70例。其中四团最少，仅10余例，受到了师政治部的批评。这样，四团决定再从各连抽调人来扩大写作班子，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政治处的。先期到那里参加写作的有：政治处干事罗盛培，六连副指导员张国胜（张原是四连副指导员，二个月前与原六连副指导员甘德亮对调）、一营书记唐绍生、三机连战士郝北上，都是当时四团有名的笔杆子。我到那里后并没有立即动手写，而是先熟悉情况，了解写作动向，因为是100种不同的典型事例，既要有独创、观点新颖、别具一格，又不能跟其他团有重复。所以，直到半个月后我才开始动笔，刚刚写了一例，还没有来得及通过就发生了紧急意外情况。
     九月十五日清晨七时许，我们刚从南靶场早操回来，政治处通知召开紧急会议。主任孙洪庭、副主任张训德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紧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部队从即日起，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决定当日上午准备，下午就去早已预备多年没有启用的紧急疏散区疏散，“凡是外出、休假、出差、住院的干部、战士，除非完全不能动弹的以外，全部以加急电报催回，立即无条件归队，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一个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紧急情况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在我团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会议还要求：凡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干部战士，一律回原单位，严格执行“充实连队，保障一线战斗分队满员”的原则。因此，我和张国胜、唐绍生、郝北上等都是从连队临时抽调来的，理所当然的回到原单位。当我背起背包正准备走时，张国胜突然告诉我说：“组织股刘干事今晚结婚，我俩合伙买的结婚礼品还没送去，部队马上外出，再不送去就来不及了。”   
     当我把礼品送到刘干事家里时，见团首长正在做刘夫妇的工作，动员他们不要结婚，马上随部队一块行动。刘夫妇对这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搞得昏头转向，非常苦恼。原计划就在这一天晚上举行婚礼，结果团首长不让结婚，刘夫人怎么也无法接受，前几天就从郑州铁路医院请假到部队结婚，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现在突然变故，不准结婚。夫妻俩为此异常痛苦，如何回去面对亲友？我见此情况后也不便插言，只好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回到连队后，全连上下忙得不可开交，有了上一次去芒砀山的教训，这次战备行动就不敢马虎了。除了按一级战备规定携带战备物资外，每人还带了50发子弹（机枪手500发）、3枚手榴弹、1枚教练弹。每个班再另带一铁盒子弹（720发，15公斤）。下午一时许，全团在大操场集合，然后浩浩荡荡的向商丘市南郊60里外的紧急疏散区开进。由于携带的战备物资太多，每人平均的负荷量足有80斤以上， 一个个累的汗流浃背，走的非常吃力。到了宿营地后，战士们全都累的趴下，半天动弹不得。
     到了紧急疏散区以后，团部就驻在郭村集。各营、连分散驻在郭村集附近的村庄。我所在的四连驻在郭村集西面约5华里的边庄。全连以班为单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全部睡地铺。我随九班住在一个叫边敬高的农民家里。次日，军、师、团各级领导除少数主持工作的以外，其余全部分别下到各个连队，广泛进行思想动员，抓紧战前练兵，来四连动员打仗的是师副政委刘华，师政治部夏、岳两科长随同。刘政委反复强调：“这一次不仅仅是准备打仗的问题，而且是要打大仗，打恶仗，是真打，不是假打，同志们千万不要麻痹”，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口径。但是无论你怎么把打仗的调子唱的多高，说的活灵活现，战士们就是不相信。因为他们认准了一个道理：河南地处中原，真是比保险柜还保险。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如果打到河南来了，说明中国已经亡得差不多了。况且，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也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所以，一时间整个部队形成“内紧外松、上紧下松”的局面。


                                              （二）
      在前方动员打仗的同时，后方营房留守处也在动员打仗。为不影响部队的战备行动，留守处首长决定动员那些临时来队家属尽快返乡。部队前一天还是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还轰轰烈烈，下午就走得无影无踪。那些临时来队家属大多是年青人，她们平时哪里见过这种阵势，领导越动员，她们越紧张，越紧张越害怕，越害怕哭得越伤心。在没有见到自已丈夫的情况下就匆匆离队，她们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时间弄得整个家属区大的哭，小的嚷，完全乱成一锅粥。尽管留守处领导批评了个别管家属的干部方法欠妥，但还是很难释怀家属们的恐惧心理。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些家属送走。
    半个月后，形势逐渐趋向缓和，首长们打仗的调子也没有以前那样高了。我们就在那里住训，半天政治学习，半天军事训练。有时还搞一些助民劳动，帮助老百姓秋收秋播。五连在这段时间里，利用老百姓秋收秋播后的空闲地段，挖了一个占地40余亩的大型防御工事。是按照总参谋部训练教材，在师、团两级司令部的指导下修建的。而五连连长张作勇本身就是作训参谋出身，军事上比较内行。交通壕、纵横交错，猫耳洞、洞洞相通，各种火炮阵地遥相呼应，屯兵洞离地面足有五米多深，大的可以住一个加强排。还有伙房、厕所、下水道等一应俱全。构成强大的火力防御体系，很符合实战要求。也很有点象电影《地道战》的味道。因为那个地方全是沙土，挖起来也不是很费劲。工程虽大，耗力并不多。工事修好后。组织全团各连队到那里参观。象这样的大型防御工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那里的老百姓相当贫穷，每10分劳动力干一天才值二角钱，每天只吃二餐。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当地政府只许种粮食，不许种其它经济作物。除了少量小米外，其余全部种红薯。因此，那里的红薯很多，每家每户到处都堆满了红薯。地里、路边、晒场、小树丛中等到处都晒着红薯干。老百姓一年四季都吃红薯。什么红薯煮稀饭，红薯窝窝头，红薯油饼，红薯粉条，干蒸、水煮等。不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红薯范围。由于红薯过剩，根本就不值钱，每百斤红薯才卖二元钱还没人要。老百姓常常主动找上门来，要求用红薯换小米，每7斤红薯换一斤小米，双方都很满意。因部队长期吃小米，也想换个味口，既改善了连队伙食，又照顾方便了地方群众。
     一个月后国家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下连蹲点的军、师、团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回去了，也不再强调打仗的事了。只是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办公会的指示精神，“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的工作”，并反复强调用毛主席亲自为我们制定的“六个三”建设部队。（即：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用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建设部队的指导方针。通过传达这一系列指示精神，干部战士普遍感到疑惑。过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是军委办事组，现在怎么变成了军委办公会？过去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现在怎么变成了军事科学院长叶剑英？林副主席干什么去了？过去建设部队的指导方针是两个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现在怎么只提《古田会议决议》，而不提《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过去只提“创四、争五”运动，而且执行了很多年。每年都有相当部分的干部战士因为评不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而闹思想问题，现在怎么突然不提了？……这一系列问题太不正常了，很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我就感到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但不敢对任何人讲，担心祸从口出，只好闷在心里。
      军、师、团领导和解放军报社来四连蹲点的几个记者，不断地给我们放风，暗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但又不敢说得太露骨，只要求我们看近段时间的报纸。为什么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宾时文官多，武官少？武官到哪里去了？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自已思考。其实，这时的中央文件已经传达到到正团一级，团以上首长都是清楚的。只是中央有规定，逐级传达，任何人不得私自泄露。否则，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又过了十多天，中央文件才传达到部队。团首长把二营全体官兵拉到远离村庄的一块空地里，由副团长马如芝宣读中共中央文件。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次紧急战备行动的奥秘，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原来真的是有仗打呀！

                                              （三）
  
      当初各级领导强调真打仗、打大仗、打恶仗，确实并非虚构，而是我们自已的思维方式不对，只把眼光盯着美国和苏联，却没想到我们国家自已内部出了乱子。原来是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林彪为篡党夺权，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的阴谋被粉碎后，怆惶出逃，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温都厼汗，落得个折戟沉沙、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随同林彪一块搞政变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叶群等。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突然、震惊、不可理解。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直到马副团长念了第二次，“经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共中央文件”准确无误后，我们才相信这事不会有假。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林彪曾经是我党的副统帅，一人之下、亿人之上，党的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曾写入党章，成为钦定合法接班人。就在一年多以前我们还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手捧毛主席语录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献忠心，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就在一个月以前还在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传达了“黄永胜总参谋长关于时刻准备打仗的重要指示”。而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当初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红极一时的伟人突然一落千丈，成为千古罪人，怎么叫人轻易接受得了呢？但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接受。
     当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心中感到非常害怕，也可以说是不寒而栗。当初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紧急疏散时，各级领导让我们带了那么多枪炮弹药，并反复强调要打大仗、打恶仗，我们就是不相信。看来我们的思维能力是何等的幼稚、麻痹；我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洞察力是何等的肤浅、迟钝。假如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假如林彪南投广州，另立中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在全国发号施令；假如不是怆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假如……真不敢想象，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幸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英明果断，力挽狂澜，彻底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才使我们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不然的话我们还真不知道为谁打仗，为谁当炮灰。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打仗；为抵御外强，捍卫国家主权而死，是死得其所。即使是上高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但因为个人利益，个人野心膨胀，为少数人争权夺利，而动用军队打仗，那就太没价值了。即使当
了英雄也不值得誇耀。但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多么无能为力，这也不是我们能左右得局势了的，别无他法，只有听天由命，且平白多了一分忧虑。
     中共中央文件在部队传达后，就不再安排训练和搞助民劳动了。全部坐下来集中学习，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认识，分清路线是非，彻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人人要表态发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凡是涉及到林彪的画像、语录、书籍等全部就地销毁，不允许留有林彪的任何只言片语。即使毛主席语录中的再版前言也不例外，一律全部撕掉，彻底肃清林彪在部队中的流毒和影响。
       过去为了学习林彪的军事指挥艺术，到处收集林彪的书，收集林彪的成功典型战例，把林彪的书当作军事教材和瑰宝，连同后来回商丘共烧掉的书起码有半筐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可惜，就指挥打仗而言，林彪还确实有些东西。更主要的是这些书市场上没有卖的，有些书还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
     随着全国政局的逐步稳定，部队在紧急疏散区驻训二个半月后，于同年十月三十日前全部撒回营房。

回复 13# 彭本炎
时间没错，因那时我架设连直属武汉军区通伩兵部领导，那里的消息要早一奌，所以我们14号晚上10点钟就接到了紧急收拢的电话通知。15号上午通信兵部的参谋赶到麻城浮桥水厍（即当时连部所在地），又作了口头传达，但是还是没有讲原因，我们只是无条件执行。并且将施工中的许多物资不能带走的，全部交给当地武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