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09年在战友网上发表的一篇旧作,论及到当时我们师医院内科的白所长,应战友网部分医院战友的要求在此予以重发。在我印象中的白所长是一个严厉的领导,几年的相处期间没少严肃批评我,更没有给我任何方便好处,按常理来说我应该记恨他,但时至今日我要说的一句话却是——白所长是个正直的好人。)
1969年底,师医院准备从商丘县往商丘市搬迁。 作为先头人员,我提前前往农机学校为即将的医院院址做准备工作。 所谓的准备工作,其实就是去当廉价的小工,给那些民工老师傅们打杂当下手,出苦力还没工资拿。 在我的记忆里,外科的手术室墙壁是我粉刷的,门窗也是我油漆的,修锅炉房的砖我搬了不少,尤其重要的是,参与了我们医院和隔壁师范学院的隔离墙修建工作,还亲手砌了不少砖。 刚开始的时候,农机学校与师范学院是连通的,文革期间师范学院也无人上学。那时晚饭后无事,我经常一人窜到师范学院院内溜达。一次无意中发现有间非常破落的房子,窗户玻璃大多破碎,不少窗框也已脱落,房门和窗户上横七竖八的订着几块木版,好象警示着非请莫入。 我好奇的将头伸进木板缝里一看,哇,猜猜看,我发现了什么?一座宝库!啊,阿里的爸爸还有四十大盗芝麻快开门吧,这居然是学院的图书室。经过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拔毒草后,这个图书室里居然还有不少书籍胡乱堆放在桌子、书架和地上,在那个文化枯竭的撒哈拉时代,这无疑就是一个绿洲,一个奇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宝库。 我轻轻地掰开一块木版钻了进去,岁月沧桑,这些书的封面上都蒙上一层厚厚的灰沙。我抖了抖书,选出几本揣入怀内,又悄悄爬出窗外,将木版照原样安好,偷偷摸摸地返回宿舍。从那以后,我的业余时间不再寂寞。 好景不长。当医院全部搬到农机学校后,我偷看毒草的劣迹就东窗事发了。白所长找我谈了话,在严肃指出我的问题性质后,动员我迷途知返,自己把那些毒草书籍烧了。 那时我年纪小,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舍不得烧,就把书藏在抽屉里。一天早上,当我出操回来,白所长已经领人把我的书搜出来烧了,其中一本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广为批判的大毒草《红日》。 说实话,当时我对白所长还有点忌恨,但随着时间流逝,有些事就慢慢品出味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白所长烧书其实是保护了我,这事如果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做文章的话,不仅当时就可能结束我的军人生涯,严重的甚至可能祸及父母。 焚书不坑儒,白所长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虽然那时的我不是儒,仅仅是个半文盲而已。 一些小女兵那时经常能从我手里拿到十八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现在知道来源了吧?呵呵,窃书不为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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