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追逃（二）

<br /><br />   在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深夜十一时许，先后接到静安区人武部、龚某大哥的电话，说龚已经回家了，我连忙率兵赶到龚家。为避免打草惊蛇，不敢贸然进家，只是把其大哥叫出来当面交待，让他在家中陪弟弟睡觉，表面上还要装作象完全没有事一样。再让两个战士通霄在门口站哨，把他堵在家里，不能让他再跑了。等天亮了后才能把他带回部队。
  当晚我给团长刘新龙（1956年入伍、山东省人）打电话，报告龚已找到，请派小车来接我们。刘团长一听此话，气不打一处出说：“他那样的表现还想坐车，你们把他给我拖回来”！我连忙解释说：“团长，别说气话，说气话没有用，拖回来做不到，要面对现实，别说他还有小兄弟，就是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也走不出上海”。团长说：“没有车，你自已想办法”。
  团里既然不派车，我只好等天亮后花了90元钱到街上租了辆出租车。这90元钱在现在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实行低工资制的情况下，还确实算是一笔巨款。同时也开创了团以下干部、战士坐出租车的先例，可以说有史以来四团包车的我是第一人。当时部队有文件规定，正团职以上才能坐出租车，否则，不予报销。  
      为将龚安全带回部队，防止中途逃跑，龚大哥向我建议：“回单位借付手铐”，我当即表示同意。正准备将龚带走时，龚拒不配合，不穿衣服，又拉又扯，拳打脚踢。我只好命俩个战士用铐子把他铐起来，找床被子把龚一包，连衣服也没穿，就往汽车里一塞，然后让俩个战士分坐两边，把他夹在中间，他就是长翅膀也别想逃走。正准备起程时，龚父拖着孱弱的病体说：“等一下”。我还以为他父亲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父亲上来给了龚狠狠两个耳光，打得龚大气不敢出。老实说，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去拉，也是该打了。可见老人气得有多很。
  当汽车进入黄芝山营区停在家属院大门口时，龚戴着手铐、披着被子、赤着双脚走下车，很多干部战士在那里看热闹，团里几个首长也先后到来。有的赞扬，有的感动，还有的说“彭参谋工作真有魄力，任务完成得不错”等等。保卫股熊股长（1965年入伍，武汉市新州区人）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又是摇头，又是冷笑，对几个团首长说：“彭参谋的胆子也是够大的了，这是违反政策的呀”！他的意思是我不该动用手铐，用现在的话说叫“非法拘禁”。
  老实说对熊股长这一说法我是有想法的，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重，站着说话不腰痛。正如诸葛亮批评张昭的那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随机应变，百无一能”。如果我不采取非常措施他又跑了怎么办？他的腿已经摔断过一次，如果中途再跳车逃跑，那就不仅仅是摔断腿的问题，甚至付出牲命也是有可能的。一旦发生这种事我能摆脱干系吗？基于这种考虑我才同意用铐子，宁可受处分不敢拿战士的牲命开玩笑。好在团首长能够明察秋毫，并没有受熊股长左右，团长刘新龙在常委会议室当着我的面问龚大哥，“你的铐子是哪里来的”？龚哥回答说：“考虑到中途怕控制他不住，是我回单位借的，经彭参谋同意的”。团首长再也没有作声了，也未对我任何批评。
   朱副政委听说我回了，匆忙从连队赶来，当面夸奖我干得不错，“姜还是老的辣，劳苦功高等”。还说：“你再辛苦一趟，就随这个车转去，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兵退掉，就算你为四团立了一大功”。当天下午我仍然带领两个战士乘该车回到上海。
     次日上午我来到静安区人武部，与该部兵员动员科李、严两位科长商量退兵问题，无论怎么样做工作他们就是不同意。还堂而皇之的找了一大堆所谓理由：什么超过退兵期限呀，什么部队是大学校呀，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呀等等。我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没有错，部队确实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但你也不要忘了，部队是战斗集团，肩负着时刻准备打仗的任务，不是收容所，不是劳改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去的，你们两个也看到了他的表现，这样的人能打仗吗”？说得两个科长哑口无言。其实他们还有个说不出的理由，如果说将龚某作不合格兵退回，这就等于对他们工作的否定，是用自已的巴掌打自已的脸，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在我一步一步的进逼下，每天缠着他们不松手，他们也感到很难办。最后，李科长被我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说：“这批兵的质量确实不好，不仅是我们区，其它区也有，一星期前北京部队在卢湾区处理了一个，是按除名的方式处理的，你到卢湾区人武部去问一下，是否可以从中受点启示”。
   当天下午我赶到卢湾区人武部一问，他们回答确有其事。我问：“你作除名处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取出一本《兵员工作手册》指给我看，依据某某规定，哪一条，哪一款。我不看倒还不打紧，一看半天合不拢嘴，这才如梦初醒。这部《兵员工作手册》我也有一本，上级发下多年了，平时也看了好多次，但没有把这本手册的内容吃透，以致跑了不少冤枉路。为这事还请示过师军务科、军军务处，他们也没有个明确的答复，说明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工作手册精神吃透。  当天下午我又来到龚某辖区街道办事处，向民政办主任试探性的说：“有一个入伍时间不长的新兵表现如何如何不好，我们部队决定将他作除名处理，明天下午二点钟送来，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他说：“可以，没问题，我也是当兵出身，是从部队正连职转业下来的，我懂得部队的规定”。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后，我立即给团里打电话，怕其他人办不好，指名叫副参谋长张少清（1964年入伍、武汉市人）接电话，将事情应当如何如何做交待得清清楚楚。张副参谋长连夜组织有关人员制作除名决定书，将一切相关的法律手续准备完毕后，第二天由四连副连长黄成运（1971年入伍，武汉市人）带着龚某及相关手续来到上海，当天下午在街道办事处顺利办理了交接手续，我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完成了任务。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后，我立即当面给黄副连长交待，“马上回去，不要在上海逗留”。我自已则很快退出延安饭店，消失在人海之中，主要是担心当事人和街道办事处反悔、扯皮。跑到闸北区住了一夜，于次日上午回到营房。
     这件事成功解决以后，全团上下普遍对我反应很好，尤其是在别人做不了的情况下，我做到了。连同前些时处理的几起交通肇事，都很圆满，加上多年来四团的交通肇事基本上都是我负责经手处理的，给予较高的评价，以致于一些机关干部私下议论说：“谁说老彭不想干，他在暗暗的干，他最近负责处理的几件事相当有水平，不服气不行，这才真正体现他的价值。朱副政委也食言了，他并没有给我立功。
（请看下集临安洗冤）

彭参谋有才华的干部这个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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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前辈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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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的这事俺也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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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夫啊，不容易，處理的都是雜事

朱副政委也食言了，他并没有给我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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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兄：该立功而没立功的功臣多了！先进的同志不能立功，后进的同志有进步虽然不如先进的同志，但是却立功了。有时候有些事情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