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从影

<br /><br />  （一）
      
   1976年春节后不久，突然传来消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战斗故事片《江水滔滔》，需要解放军一个团的兵力配合，地点选在安徽省芜湖市裕溪口。经南京军区批准，由二师四团率师直高炮营一连参加。时间定于三月底四月初，与上海《江水滔滔》剧组同时到达裕溪口。这一消息在部队传开后，全团干部战士欢声雷动，兴高采烈。拍电影不仅是我团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以前大多都没接触过这项工作，对电影知识知之甚少，更有一种神秘感。加上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平时只能看少数几部电影，几部样板戏，生活枯燥无味。很多年轻战士都很崇拜电影演员，尤其是那些著名演员，更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忠实粉丝和追星族。这回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同他们一道工作，目睹他们的风采，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谁知上影厂的工作作风实在是不敢恭维，说好了三月底四月初双方同时到达裕溪口，而他们则一拖再拖，始终不能成行，全团干部战士翘首以待，心情焦躁，真是犹抱琵半遮面，千呼万唤“难”出来，严重影响部队训练。副团长张天富看到这种情况后，便和团里几个主要首长商量，决定不再等了，部队提前出发，到芜湖裕溪口边训练边等。这样全团于五月四日上午出发，在路上走了五天，行程460里，于五月八日下午四时许到芜湖达裕溪口，在储木场附近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半个月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江水滔滔》剧组才陆续到来。
      裕溪口位于芜湖市长江北面，距芜湖约30公里，是芜湖市的一个区，当时还没有建长江大桥，市、区之间的往返全靠轮渡，每次过江需一个小时。这里距合肥市120公里，从合肥到芜湖的火车也是靠轮渡过江。裕溪口虽然不大，但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最有名的当数东汉时期三国东吴，孙权在这里长期驻军，东吴大将凌统率3000精兵力战曹军猛将张辽。甘兴霸率百人夜袭曹孟德，打得曹操晕头转向，狼狈逃窜。当地还流传着很多《三国》故事和和遗迹。
    这里是长江沿线的重要港口，其港口设施在当时国内来讲是比较先进的，既是长江沿线的中转地，也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在芜湖市据有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
    当《江水滔滔》剧组全部到达芜湖后，上影厂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电影拍摄过程中人员指挥调度、哨兵勤务、安全保障等问题。参加会议人员除上影厂的姚书记，导演舒适外，还有部队代表、东海舰队某登陆艇的代表、从青岛调来的大型挖泥船代表、裕溪口区的领导同志等，而我则被团首长指派，作为部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上影厂内部设有导演组，演员组，摄影组，服装组，烟火组（特务连工兵排借调到烟火组），道具组等机构外，还决定成立一个一临时指挥机构，即指挥组，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由上影厂的姚书记担任组长，裕溪口区一名副区长，四团参谋长刘广平任副组长（均只挂名，并未实际到那里工作，刘参谋长偶尔到现场去一下），《江水滔滔》剧组制片主任沈立，副主任付庆言，作训参谋张海川和我为小组成员。张海川负责部队调动、协同，我负责现场秩序，哨兵勤务，安全保障工作。我们每天随导演组一起行动，他们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基本上是随叫随到。剧组每天需要多少人，是扮演解放军，国民党兵，或是老百姓，首先由导演通知我俩，再由我俩协调指挥部队，在拍电影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各种服装，道具，车辆等统一由上影厂调拨配发，基本上都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队用过的一些东西。 （待续）            
     
  芜湖从影（二）

       电影《江水滔滔》主要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地方群众积极支前，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南京政府老巢的英雄事迹。由著名导演舒适任总导演，（当时用名苏轼，因在电影《红日》中任导演并主演国民党师长张灵甫，在文化大革命中认定该片为大毒草而改名）。高政，赵某某任导演。主演杨再保（饰卢大成，在文革初期因反对张春桥而坐牢八年，因实在找不出合适人选，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打报告，经批准后刚放出来，没有平反，属戴罪出演）。康泰，（曾在青春之歌等我多部电影中担任主演）、袁岳（曾在《霓红灯下的哨兵》中演班长赵大大），电影《火红的年代》中的白厂长等，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中青年演员。这次到芜湖主要是拍外景，即解放军渡江，打仗，运送弹药，老百姓支前等场景。所有参加拍摄部队每人每天给予二角钱的生活补贴，地方老百姓每人每天为一元。
     开始半个月在裕溪口码头拍了几个大型镜头，全团官兵和当地老百姓千余人都投入进去，后来拍摄一些小镜头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有一，二个连队就可以了，团首长决定把多余的部队抽出来搞战术和游泳训练，同时把作训参谋张海川调出来抓部队训练，留我继续在指挥组工作。
    我每天同上影厂的工作人员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早早来到拍摄现场，导演不走我不敢随便离开。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看样片，把白天拍的片子再拿出来看一下，如果认为不好，第二天再重拍，否则，时过境迁，再重拍就困难了。每次看样片均对外保密，不能让其他无关人员知道，甚至电影厂内部也不例外。看样片时没有固定地点，全部系临时通知，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裕溪口某单位仓库，有时在海军的登陆艇上，每次看样片最多不超过10个人。由于片子没有定型，没有配音，根本不好看。每次看样片时看到导演们指指点点，津津有味，讨论热烈，而我一介门外汉既不懂艺术，也不知道哪好哪坏，只是默默地看，静静地听，从不敢随便插言，感到很没意思，所以，后来再通知我看样片我就不愿意去了。
     电影工作不仅艺术性高，要求极严，而且受天气影响较大，丝毫马虎不得。如拍太阳出山的镜头，必须天不亮就起床，早早来到拍摄现场。拍下雨的镜头，必须要等到天下雨才行，而且还要准备聚光灯，高压水枪等辅助工具。演员更是提前进入角色，有时为了等天气，拍一个镜头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有时要等个把月。有一次拍摄大军夜间渡江的镜头，因没有合适的天气，在长江边风餐露宿好几天。还有一次拍太阳刚出山的镜头，我们半夜就起床，在距离裕溪口40多华里的东梁山（即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望天门山》那个地方连续等了五天才成功。当时正值盛夏三伏天，气温高达37至38度，白天晒得人汗直冒，晚上热得人睡不着，第二天还得照常工作。有时为了抢天气，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常事。这使我感觉到，拍电影工作的艰辛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在那里工作四个月，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可以想象那些年逾古稀的导演每天始终站在第一线指挥拍戏是何等的艰辛。而演员则更是辛苦，每拍一个镜头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在炎热的夏天他们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从未干过，有时一整天吃不上饭。在秋天或寒冷的冬天拍下雨的镜头，巨大的高压水枪不断向演员身上喷水，尽管衣服内套了一层塑料雨衣，仍然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还得咬牙坚持，直到导演满意为止。拍飞机投入战斗的镜头，如果显示飞机或飞行员一般用近景、近镜头，通常在飞机场进行。拍投弹，俯冲，飞行等则用远景、远镜头，全部在裕溪口码头完成。在码头的吊塔上安装肉眼看不到的细铁丝，各种跟真飞机一样的飞机模型，配上烟火管，采用特技摄影，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很有真实感。拍解放军打炮的镜头，在远离市区、人烟稀少的偏僻地方，真炮真打，显示大炮落点的镜头则在裕溪口码头，用炸药包代替，跟我们步兵的战术演习也差不多。
     通过这次拍电影，我目睹了电影制作的全过程，尤其是特技摄影，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对电影工作有了初步的认知和了解。
   
（待续）
   
芜湖从影（三）
       在这次拍摄电影过程中，配属四团的师直高炮营一连发生了二件鲜为人知的事。一是到芜湖二个月后，导演突然提出让我带他到一连看炮，准备拍解放军打炮的镜头，当我和舒导演来到一连训练现场后，舒导演直纵眉头，半天做声不得，认为一连的炮太先进了，没有时代感，不能用，主张用芜湖民兵师的炮。芜湖民兵师的炮大多是过去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过来的，或是被部队淘汰的老炮。民兵师负责人认为，既然用我的炮，就必须用我的人。这就意味着高炮一连的电影拍不成了，理所当然地遭到高炮一连的拒绝。他们说，既然不让我们拍电影就不该让我们来，既然来了不拍几个镜头我们没法向连队战士交代。但导演仍然坚持让团首长出面做工作。
      当晚，政委王桂德和我专程到高炮一连做工作，但始终无法做通。次日，我把高炮一连的意见反馈给导演组，导演组最后决定，两边打炮的镜头都拍，民兵师打炮可拍近景，显示炮身但不显示指挥员；高炮一连拍远景，可以显示指挥员，但不显示大炮。这样一来，算是把这个问题摆平了。影片中那个穿着老式军装，手拿两面红旗指挥打炮的就是高炮一连袁连长（1965年入伍、湖北黄冈人）。
     二是高炮一连的司机班长到合肥出车时，在安徽省国棉一厂门口将一七岁小女孩轧伤，造成严重后果。经合肥市交警一中队主持调解，最终一次性赔偿700元结案。这件事是我和政治处干事王国杰去处理的。时隔四年后，当事人带着小孩来到宜兴扯皮，说小孩轧伤后造成后遗症，六年级的孩子只相当于二年级的智力，要求赔偿，并在师招待所住着不走。师副参谋长张德全开始让直政科处理，直政科跟当事人接触后，感到问题棘手，以不熟悉情况和缺乏经验为由不敢揭榜。张副参谋长问师军务科科长童万松（云南昆明人，1958年入伍）怎么办？童说：“这事当初是四团彭参谋经手处理的，他对情况比较熟，处理交通肇事比较内行，最好还是请彭参谋出面处理”。于是，张副参谋长直接给我打电话，请我出山。我问张副参谋长：“这次去给我多大权限”？张说：“只要把问题处理好，不论赔多少钱都可以，你可以大胆作主”。次日，我只身前往合肥，首先找到原经办此事的安徽省国棉一厂人武部老部长，当我向他说明情况后，他说：“这事我知道，当事人去部队前给我打了招呼，事后回来报告，说部队首长对他还不错。我不主张翻案，否则，后患无穷，将来小孩下乡、就业都来扯皮，那怎么行？再说翻案的权力也不在你我这里，在市交警中队，你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当我来到合肥市交警一中队，找到当时经办此案的中队长胡良金时，他说：“此案当时是一次性处理，各方当事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的，我又不是黄世仁，强迫他签字，他要扯皮叫他找我好了，与你们部队无关。”我问能否把当时那份协议给我一份，他说只有一份，要存档，你要可以再抄一份，（当时没有复印机）。我当即抄了一份，注明抄件与原件一样，盖上交警中队的印章，然后又回到安徽省国棉一厂，向老部长说明了情况。老部长说：“你回去好了，当事人的工作我来做，如果仍不同意我以组织的名义照顾他几个钱。”他还同时告诉我说：“小孩受伤后造成后遗症也不完全是，这个小孩从生下来智力就不行”。此事原本以为非常棘手，并计划赔款，结果分文未花把问题圆满解决，张副参谋长、高炮营的同志对我这次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九月下旬外景拍摄全部完成，上影厂为感谢部队的支持，专门抽时间与部队联欢，表演了他们擅长的相声和小品，并让导演、演员分别与全团官兵、每个连队的干部、战士集体合一次影。因我是指挥组成员之一，与他们一起合作了四个月，关系最熟，自然全程陪同。在裕溪口码头，以“曙光”号挖泥船为背景，分别与各营、连照了一整天相。可惜这些照片我只拿了其中二张，其余全叫别人抢跑了。
之后，上影厂向铁路局申请了一列火车，将我们直接从芜湖拉回湖州。途经上海时，刘参谋长把我和张海川留下来，全盘处理与上影厂的善后事宜。我们在上影厂住了三天，将全部工作处理完结后才回到部队。
     十一月中旬，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局势缓和下来，解除了一级战备，领导决定让我回武汉休假，我和夫人路过上海时顺便到上影厂去了一趟，受到《江水滔滔》剧组的盛情接待。上影厂的姚书记当面告诉我，，《江水滔滔》已经国务院、文化部、上海市委批准，决定在全国发行，20天后准备派专人到部队放映。并顺便给我二张电影票，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正在放映《江水滔滔》，可以先睹为快。我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向他们表示祝贺。我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了《江水滔滔》后，兴奋不已，感慨万千，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江水滔滔》电影在全国成功上演，这不仅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的共同成果，同样凝聚着我团广大指战员和我本人的一份辛劳，虽然我只是剧组中无足轻重的配角，影片中也没有注我的名字，但我同样感到很高兴。

哈哈，很好哦，彭参谋在影片中有您的镜头吗？您作为军方代表负责现场秩序，哨兵勤务，安全保障工作，美好的回忆，值得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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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凡参加拍电影的部队人员每人都发了一套旧黄军衣，是国民党军队用过的，要想参加那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惜我对此事不感性趣，发给我的衣服也没要，需要解放军配合我全部指派给别人，我自已一个镜头都没有拍。上影厂后来拍了一部叫《金锁》的电影，其中有六个日本兵的镜头就是特务连工兵班扮演的，当时的工兵排长欧铭芳就在网上，他就是当时的扮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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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拍电影我是最后撤离的。当时迫击炮实弹射击有三发没有爆炸，刘参谋长给我留下一个班找炮弹。找了两天才找到，等我们回家他们已经休整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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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您和程贤武都参加了，因篇幅有限，没有写您们的事。那里的木材当时非常便宜，很多人乘机会买木材做家俱，只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个参谋没买，刘参座也未买，其他人大多都买了。还有您老朱跟当地几个半大小孩玩得蛮好，要离开时都不想走，对吧？

回复 5# 彭本炎 是一个武汉二航局的小孩，他父亲后来当二航局总工程师。其他我不认识。

这一年我在武汉移交军转干部，无缘参加，连这部电影也未看过，遗憾！

可能您没注意，这部电影当时在武汉各大电影院都放过，我回汉休假时在洪山区电影院还看过一次。

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小孩叫项波。

看了很够味，就是喜欢老彭这类文章。

回复 9# 彭本炎 没错。

听说了，高炮营参加了拍摄，我们没有参加。

回复 4# 朱炳炎
炳炎战友，你们这个是找得对的！哑弹一定要找到，否则后患不可设想

谢军长鼓励！

没参加应该说是个损失。在那里工作几个月跟电影厂的人都混熟了，如果说你能参加，更有便利条件，跟电影厂可以结成邻居。

回复 13# 吴越金星 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打靶，都会把没有爆炸的炮弹找到并且销毁，绝对不允许留有隐患。

杨炜 发表于 2011-1-25 00:18
听说了，高炮营参加了拍摄，我们没有参加。

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在徐家汇，属于你的管区，当时如果说你参加的话，那肯定熟人不少，他们说不定跟你住得很近，也很可能是街坊，那该多有意思呀！

郭林海同志当时是四人连的上海藉战友，他参加了此片拍摄的全过程，全部工作结束后，他也和上影厂的导演、演员合了影，他的主页空间有这次合影的照片。

彭本炎 发表于 2013-9-15 18:34
郭林海同志当时是四人连的上海藉战友，他参加了此片拍摄的全过程，全部工作结束后，他也和上影厂的导演、演 ...

郭林海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知道他参加了拍摄，照片我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