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文章 搞 好 “ 姓 社 标 准 ” 大 讨 论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原局长 张勤德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后，左右两派便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展开了争辩。 贺卫方在微博中说：“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光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的文章，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前27年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晚年的错误”；还说近30多年是“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扬思远教授等对此进行了批驳：“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历史问题基本文献的精神的确是不一致的。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决议》的起草和通过是在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有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反而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习近平同志勇于理论创新，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历史感。” 之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 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一文[人民网，2013年5月13日]，正确肯定了新中国前30年的六大成就。此文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猛烈攻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竟然把坚持毛泽东思想者咒骂为“毛粪们”。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和恽仁祥、李波等老干部；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韩德强、郭松民等著名学者；胡木英、苏铁山、凌孜等红二代；常海思、罗援、昆仑岩、朱和平、戴旭等軍界人土，通过发表文章、谈话等多种方式，实质上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这样，便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如何评价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争论。 这场大讨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核心问题，是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标准的基本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什么“姓社标准”的问题。看来，一场“姓社标准”的大讨论已无法避免。我们搞好这场大讨论，将会引起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大解放，为今后斗争的胜利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假如我们打不好这一仗，导致“不问姓社姓资”思想[中宣部的李君如曾以在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大讲：“‘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8日]再次大泛滥，显然根本不可能真正搞好今年“怀念救星毛泽东，清除汉奸卖国贼”的主题活动，真正实现今后十年的拨乱反正。所以务必要充分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建议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讨论。 [一]“三个有利于”和“四个坚持”到底哪个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其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姓社”即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断，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由于生产力事实上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作为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可见，“三个有利于”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四个坚持”作为“姓社标准”，事实上是人民群众一直公认、任何时候都颠扑不破的。所以宪法、党章和党的其他文献一直公开讲以下三条：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即在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四个坚持”，从理论、政策上讲是四项基本原则；从社会制度上讲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否定或者口头上承认但实质上背弃了这三条，从而造成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风气特别是党风长期地持续坏下去，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二]可不可以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前30年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这个时期的成绩主要有十条： [1]使工农大众一步登天成了国家主人。那时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当代表的占70％左右；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相当高。这和改革后30多年间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使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得到推进。例如，那时候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便促进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3]使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 [4]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5]使阶级敌人不断受到应有的打击。赵某某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像他这样的走资派，现在并不少见。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毛主席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是左倾僵化呢？ [6]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那时科技战线很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样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正如台湾著名人士李敖所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因灾死亡的200多万人；比老部长张全景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 [7]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李敖说：“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8]使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 [9]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10]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时我国真心实意地积极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许多国家特别是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 同时必须承认，反右等政治运动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中犯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文革中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教训非常深刻，务必切实纠正，今后坚决避免。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实质上被当作浩劫全盘否定，而且被作为比资产阶级专政甚至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用来妖魔化我们的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在当前这一关键时期，西化派更加疯狂地把党和人民的唱红打黑说成“文革复辟”，把共同富裕说成“亡国之道”，把“红二代”说成“封建残余”，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说成“极左分子”，所以文革问题已无法再回避了，必须表明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指出：“推动邪恶势力越抱越紧的是文革；造成进步力量散乱的同样是文革。”腾讯网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便说明讨论文革的时机正逐步成熟。 对于文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给大学生讲党课时说：“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可以理解为，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出发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能全盘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错误。这个评价，和毛主席关于文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差别不是太大。问题在于，这些错误毕竟是发生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之中的错误，是出发点很好，但方式方法不够妥当的错误；是一旦发现提出者往往能自觉、主动纠正的错误。因此，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基本符合实际，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对此我们务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绝不能有任何动摇。 人民网, 2013年5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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