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诗文》连载五(作者:范二水)

童年梦幻业已成真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还是个高小学生时，担任中共深县县委委员兼第九区区委书记的父亲就曾问我 ：“儿子，现在抗战胜利了，你长大后干什么呢？”我答 ：“上大学，当个音乐家、作曲家，拉京胡……”父亲听后说 ：“想当音乐家，那可不容易，必须好好学习。”从此，为革命而忙碌的父亲，只要从县上或区上一回家，就教我认字、识谱。还用他那把涂满了松香的京胡，拉奏京剧曲牌《小开门》等，让我听和学，于是我懂得了二黄原板、流水和慢三眼等。
父亲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农家“秀才”。他不仅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而且在音乐上造诣颇深，文学功底亦很厚实。1943年，他创作的现代京剧《高一招》，演遍了深州和冀中大地。抗日剧团演出时，父亲还亲任京胡琴师。也许是因为父亲会编剧，又会拉琴，所以父亲范长林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我对音乐艺术产生了极大兴趣。然而，刚刚经过八年抗战，打走了日本鬼子，蒋介石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使我童年“想当音乐家”的理想成了梦想。
为实现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来成为一个音乐家的理想，我唱着孙定国作词、刘汉章作曲的“走！跟着毛泽东走……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和佩之作词作曲的“我擦好了三八枪，子弹上了膛”的战歌，投笔从戎，先后成为李国良、朱玉庭将军的新五旅和吕梁第十军分区贺炳炎、廖汉生将军指挥的天下第一军的一员。参加了解放华北和大西北的战斗。不久，父亲也成为毛泽东主席点名抽调的“五万三千个随军南下干部”之一，离开了故里，随二野刘邓大军、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十二军渡江南下了。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考入了西安王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活。这时，童年那种“想当音乐家”的愿望又在心头萌生，我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在皖南行政区太平县任县长的父亲。他知道我进了学校，很是高兴，并回信说：“亲爱的孩子，你将来做什么工作，当不当音乐家，要听从部队首长安排……”尽管我想“成名成家”，但当时这四个字是不“吃香”的，弄不好还要受批判。所以，想当“音乐家”这一思想，还不敢公开对人而言。在杜子、李占山老师指导下，我的二胡、京胡、三弦和小提琴的演奏技艺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同时，我还作有《我爱我的小骑枪》等歌曲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当有些战友誉称我是“军旅作曲家”时，我总是躲躲闪闪，还说：“我可不敢当，只有聂耳、冼星海才是作曲家，我是个小兵。”我埋头钻研音乐业务，成了一个“音乐癖”。那时最害怕被别人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才彻底打消了种种思想顾虑，在音乐上也来了个“思想解放”。对音乐这门艺术开始了无忧无虑的学习与研究，并下决心实现童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音乐家。俗语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在音乐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除我作词作曲的《割韭菜》被选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作为乡土教材外，《金针花朵朵黄》等一批歌曲“打”向了全国。我的《爱军习武歌》还荣获了全国、全军特别奖。二十多年来，我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歌曲》《儿童音乐》《工人音乐报》《中小学音乐报》《解放军报》《宁夏日报》等全国、全军和几十家省级音乐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音乐论文与评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最近，我的音教论文《必须把回族民歌纳入教学课程》，入选《中国新时期二十年教学优秀论文精选》大型丛书。我还连续几届担任了宁夏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现任宁夏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宁夏音乐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忠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我写的《研究回族民歌，提炼音乐主题》等学术论文在全国获奖。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名字载入了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中国音乐家名录》一书。童年梦幻，业已成真。遗憾的是父亲范长林未能亲眼看到儿子与孙子在音乐事业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就在1954年8月8日仙逝于上海了。
全国解放前，我家极其贫寒。1953年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那儿，你和你爹都出生在贫寒之家……正因为过去我们受苦，所以才革命。”在我的幼年，我想“上大学”这几个字与我家无缘。参军后，在石家庄市驻防时，我在驻地城角庄与房东的几个高中生相识，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几岁。对他们能上高中，我很羡慕，他们当时与我非常亲近。一次闲谈时，他们问我：“你这么小的年纪，为啥不在家上学？为啥当了小大兵？”我说 ：“这个小大兵还是要当的，这和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兵不一样，他们是伪军、伪兵，是反动派。我们当的是人民子弟兵。为啥当了小大兵呢？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所以要当人民子弟兵。当小大兵第一光荣，第二是为了你们安心上高中、上大学。毛主席说，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等打完仗，解放了全中国，我也要上高中、上大学，还要当个人民音乐家！如果我死不在战场上，将来有了儿子，也要教他当音乐家。”短短几句话，逗得高中生们哈哈大笑。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故事了，但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
六十多年前我说的这些话，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都已变成了铁的事实。我很自豪，我家有了大学生，更有了音乐家。“大学生”这三个字，将与我家结下牢不可破之缘。
我儿子范忠东，1992年毕业于宁夏教育学院音乐系，在校时曾破例举办了个人音乐作品演唱会，受到师生好评，不久又被特招入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征歌活动中，我们父子均荣获歌曲创作二等奖。现在儿子范忠东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已赴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任职。喜事一桩接一桩。邓小平讲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我邓小平。”我说 ：“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
我的《爱军习武歌》荣获全国、全军特别奖，是我创作生涯中破天荒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奖，在宁夏尚属第一人。我儿子创作的《咱当民兵最光荣》荣获全国、全军二等奖，他的《扛枪走天涯》荣获优秀奖，并由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写到这里，我不禁赋诗一首 ：“改革开放沧桑变，条条战线喜讯传。我家有了音乐家，颂党凯歌唱不完。”陆游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今年时逢先父逝世57周年，诞辰103周年，我们举家进行了纪念活动。我家的巨大变迁，足以告慰先父。他若有在天之灵，知道儿子和孙子都已成了人民音乐家的喜讯后，定会含笑九泉。
                                                                                         2011年8月8日于宁夏吴忠市


我心中的主旋律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是一个有6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心情格外激动。河北省深县是我的祖籍，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8岁那年，我开始上抗日小学，担任中共深北县区委书记的父亲，利用工作之暇，开始对我进行音乐知识的启蒙教育，还特别给我讲解“共产党好”这四个大字的含义。父亲的京胡演奏，在冀中颇有名气。他还会写剧本，革命现代京剧《高一招》就是其代表作，主题就是歌颂共产党。事过70余年了，我仍记忆犹新。由于我懂得了“共产党好”，因此从加入抗日儿童团起就特别爱唱“小孩不离娘，瓜儿不离秧，冀中的人民离不了共产党”。到抗战中期，我又学会了《东方红》，后来又唱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好”就是我心中的主旋律。
解放战争时期，我投入了解放华北与大西北的战斗。《走，跟着毛泽东走》这首歌成了我奋勇向前的动力。那时，我曾历任晋绥吕梁第十军分区政治部、晋绥军区战斗剧社二队、一军文工团、二师政治部等单位的宣传员，为战士和人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是我的任务。特别是在向西北大进军中，从华北到西北，从关中到西宁，唱得最响的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挺进！挺进！》，还有我们队长程秀山（曾任青海省文联主席）、音乐老师华恩同志作词作曲的《共产党像太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讴歌共产党的歌曲仍在我脑海里回荡着。每逢7月1日这一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一下“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中国有了共产党，全国人民齐欢唱……”
从儿童时高唱“共产党好”的歌曲开始，我就萌生了“长大后也要编唱共产党好的歌”的愿望。回顾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路，是共产党哺育我成长。在队长王宗吉、刘伍、梁良的直接教育下，在我的入党介绍人、党支部书记杜子、李占山同志的精心培养下，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编唱“共产党好的歌”的愿望。是杜子教我弹三弦，是李占山教我拉二胡、拉小提琴、识谱、唱歌，是刘伍、梁良、王宗吉教我学文化，才使我成为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和八路军的宣传员。
我进行歌曲创作，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因为诗不一定能唱，而歌词则必须是一种能唱的诗，如我作词作曲创作的《我爱我的小骑枪》《榴弹炮之歌》《人民炮兵建奇功》等。正因如此，战友们都誉称我是“枪杆诗人”和“军旅作曲家”。
“共产党好”不仅是我心中的主旋律，而且也永远是我从事音乐创作的主旋律。所以在我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无论是为大型歌剧《浪激年丰》（张奇伟、况绮纹编剧）作曲还是进行歌曲创作时，我始终坚持讴歌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著名作曲家潘振声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在音乐创作中，特别是为少年儿童写歌时，始终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全国儿童歌曲创作大奖赛中，他创作的三首儿歌均荣获一等奖。其中幼儿歌曲《红太阳照山河》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互相衔接，使“共产党好”的思想在幼儿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20世纪60年代，我与潘振声同志一起创编了十几首新民歌，并合作谱写了《毛主席指引了好方向》。这是一首讴歌共产党的好歌。“太阳一出放红光，共产党领导咱向前方，人民江山红旗飘，幸福的生活万年长。”人民群众百唱不厌。《幸福大路共产党开》至今还在宁夏各地传唱。当我听着群众哼唱“太阳一出放红光，幸福的花儿开四方，光荣那个伟大共产党，指出了社会主义好方向……社会主义好时光，人民热爱共产党”时，心情异常激动。这就是由我作词、潘振声作曲的盐池新民歌《人民热爱共产党》。
为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进一步在人民群众中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讴歌我党“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作为一个人民的音乐家，必须带头把这个主旋律唱得更响，唱得更好。为此，我用3个月的时间，构思创作了20余首群众歌曲，尽情讴歌“共产党好”。
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这是音乐工作者的头等大事。在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启示下，我为儿童们创作了《七月一，红旗飘》，其歌词是 ：“七月一，红旗飘，红呀红旗飘。小朋友齐欢笑，齐呀齐欢笑。庆祝党的生日，唱上一支歌，唱支什么歌？《社会主义好》。”为了让“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在少年儿童心里扎下根，我运用了音乐创作上的“嫁接”手法，同希扬作词、焕之作曲的“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的主题互相衔接起来了。试唱时，大家感到效果很好。但愿《七月一，红旗飘》这首歌，能成为向广大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还为他们创作了《太阳和红花》《红旗飘在咱心里》《颂歌一曲献给党》《祖国、首都、国旗》等儿童歌曲。
我当过兵、种过田，在工厂当过见习工人，长期从事过部队、地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并做过市、地、县专业文艺团体的领导工作，生活经历比较丰富。这些都是我进行音乐创作的有利条件。正因如此，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装着工人、农民、士兵。最近我为他们创作了《共产党好》《幸福生活哪里来？》《金光大道共产党开》《有了共产党中国才富强》《党旗》《我是共产党员》《六盘山》《南湖游船上》《小河弯弯》《西部大开发》等。我打算用一定时间，把这些歌曲带到基层去教唱，让大家检验、修改，进而在人民群众中唱响“共产党好”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半个故乡”观牌坊
地处皖南大地的歙县，是我的“半个故乡”。这要从新中国成立前说起。那是1949年春季，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渡江战役。家父范长林作为老区的一名县级干部，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随军南下了。父亲参加渡江战役后，旋即被任命为中共歙县城关区委第一任书记兼县支队政治教导员。
那时，我正在西北战场上参加扶眉战役。在第一军接到了父亲写来的家书后，知道父亲南下到了歙县。从此，歙县便成了我的“半个故乡”。每每想念家父时，便翻阅一下皖南地图，双眼直直地盯在“歙县”两个大字上。歙县虽然是我的“半个故乡”，但我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并不了解，所以自称是不熟悉的“半个故乡”。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先后在徽州地委、皖南行政公署、祁门人民法院、太平县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徽州专署等单位任职，于1954年8月在沪英年早逝。
多年来我总想寻寻根，沿着先父的革命足迹走一走、看一看，寻找一下当年父亲的革命精神。事过多年，直到今天，我才实现了这一愿望，真的回到了我那陌生的“半个故乡”—— 歙县。
钟灵毓秀的皖南歙县，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其独特的人文景观。给人印象难忘的是牌坊，这是歙县最具特色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徽州牌坊，历经浩劫，今天依然保存下来的尚有八十余座。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奇，仍属全国之最。古城歙县被人们称为“牌坊之乡”。牌坊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目前，它正在以多姿多彩的独特风格吸引着中外游人。
坐落在歙县县城阳和门内的许国石坊，建于明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这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八脚牌坊。它是万历皇帝钦赐给歙县人许国大学士的。许国是明代的三朝元老，曾参与朝政决策，出使异国他乡，功绩卓著。
许国石坊，四面八柱，由前后两座三间二柱三楼石坊组合而成。造型奇特，气势宏伟，融徽州古典建筑、雕刻、绘画和书法艺术为一体，是古城歙县的标志，堪称中华一绝。许国石坊仿木构造建筑，结构异常严谨，布局合理。所有立柱、横梁、匾额雀替、都布以精美的雕刻，有珍禽异兽和花卉锦纹，疏朗多姿。在内外巨匾的额上，分别题写着“大学士”“先学后居”“上台元老”，均为馆阁体、擘窠书，相传出自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之手笔。
有几位与父亲一同南下到歙县的长者，今天都已离休。他们告诉我，1949年5月，歙县解放时，我父亲曾在许国石坊处，用一口流利的北方话，作了保护城市工商业和保护历史文物与名胜古迹的演讲。群众听后掌声不断，还高呼着“拥护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至今城关区的老年人还记忆犹新，在庆祝歙县解放时，群众在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还演出了文艺节目。父亲还上台为群众拉奏了几曲京剧曲牌《小开门》《夜深沉》等。群众高兴地说：“徽州来了个拉京胡的区政委。”
另一座名为“古紫阳书院”坊，据说是朱熹入徽州时讲过学的地方。这里是封建时代的一座科举考试的大学堂。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才子，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飞黄腾达。
自古歙县多官宦。历史上曾出现“同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与“父子尚书”的政界奇观。即使现代，出自歙县的名人也不少。人民教育家、诗人陶行知，著名音乐家张曙，国民党的元老徐谦都是歙县人。方志敏、叶挺、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也驻扎在歙县的岩寺镇。
从古至今，歙县是个出人才的宝地，仅宋、明、清三代，歙县考取进士的就有600余人，其中清代还出过5名金科状元。许多人还受到了皇帝的旌表并赐建功德牌坊。
位于县城西南的棠樾牌坊群，更是令人注目。这是该村鲍氏家族为旌表本族中在历史上功德卓著的人物而修建的，共7座，其中有3座是明代所建，有4座是清代所建。乾隆皇帝封棠樾村是“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村”。这里的7座牌坊，以“义”为中心，浓缩了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
每座牌坊都有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或是辉煌的炫耀，或是凄凉的悲诉。歙县城里，有一座清朝末年修建的“孝贞节烈”坊，是专为旌表徽州6万余名孝贞节烈妇女的。这类牌坊在歙县还留有三十多座。每座“烈女坊”都含有中国妇女的辛酸血泪。
传说岩寺镇有个蒋氏女，十八岁丧夫，为表其始终从一，而走上了“寻无常”的道路。她先是自缢，因被救未遂，后又坠楼而死。因此举，经皇帝“恩准”为之修建了一座“烈女坊”。我在“半个故乡”观牌坊时，歙县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王德祺同志给了很大方便。在歙县政协负责同志陪同下，我观赏了牌坊、祠堂、民宅这“徽州三绝”。他们知道歙县是我的“半个故乡”，特别热情，一面与我共赏，一面介绍有关牌坊的故事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我这个陌生的“故乡人”大开眼界。
看着那一座座的“烈女坊”，我思绪万千。《妇女自由歌》的旋律在耳际荡漾起来：“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县政协的负责同志向我介绍说，歙县正在筹划，准备建一座“中国牌坊城”，集合全国各地的牌坊于一地，与棠樾村的牌坊群聚集一起，展示给中外游人。
一条溪流绕县城而过，名曰练江，是新安江的上游。当年，父亲的足迹踏遍了练江两岸。歙县的富资水、丰乐河的清水，奔流不息地流向了练江，由西向东而去。有位老人对我说：“当年你父亲是皖南水委会主任和工程处长。他那时患有胃病，但仍与广大民工一起坚守在水利工地。三合坝水库就是你父亲领导治理的。”今天健在的一些与父亲共过事的老人，如原县政协主席吕卿、原县公安局局长刘连波等，向我介绍了父亲当年在徽城的办公地点，讲述了父亲当年为保护歙县的名胜古迹与历史文物所付出的艰辛。
通过“半个故乡”观牌坊，加深了我对“故乡”的了解。在歙县颐养天年的离休干部、城镇居民、农村群众对我父亲的怀念，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故乡”情结。作为晚辈，我谨向歙县人民和先父生前的战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拜谒合肥包公祠
包公祠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城南包河之畔的包河公园之中。这里柳荫成行，百花争艳。在一片竹树荫翳之中，隐现着一座白墙青瓦、纯朴典雅的古式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包公祠。
包公名包拯，人称“包青天”。在中国的古代，也许没有比包公更受人民拥戴的大清官了。有关包公的政绩，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并不多，但说起秦香莲、《铡美案》来，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出戏演的就是包公刀铡陈世美。他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当着皇太后的面摘掉乌纱，一声令吼“开铡！”陈世美的人头落地。他主持正义，为秦香莲讨回了公道。
在包公祠的正殿中，左边一间摆着令人注目的三把大铡刀。每把铡刀都有五尺多长。这三把铡刀分别为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传说这三种铡刀的用途不同。龙头铡，是包公用来专铡王公贵族犯罪者的；虎头铡，是专铡文武官吏犯罪者的；狗头铡，是专铡平民百姓中的犯罪者的。
走进包公祠后，一进门就是一个小院，有400多平方米。中间堂内，塑有一尊“包青天”的坐像，着古铜色，长须拂飘，蹙眉平视，高大威严，正气凛然，使人一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中堂的两侧，有一副黑底绿字的楹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这副醒目的楹联，寓意深刻，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副楹联的作者所系何人，然而我们深信这副楹联所言并非溢美之词。人们之所以对包公这样崇敬，确因其有一颗铁面冰心、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建谠言不希后福”的公心。
当你抬头一望，就看到了殿沿下那光芒四射的“高风岳立”四个大字。这是写在一块横匾上的，是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5年）朝廷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天馥敬题的。“高风”指包公的人品和气节，“岳”为雄伟高山之意。包公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品德之高尚，犹如立在高山之巅。
在正殿下檐的两侧，还有这样一副对联：“凡吾辈做官，须带几分骨气；谒先生遗像，如亲三代典型。”此联为清同治二年（公元1864年）庐州知府唐景皋所敬颂。上联意指：凡今日吾人做官，当似包公一样，须有骨气，不要做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奸佞。下联指：今日来拜谒包公的遗像，恭敬之余，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般。是的，事实正如对联所说那样。
目视包公遗像，不禁使我忆起了先父范长林在皖南任祁门县人民法庭审判长兼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时的执法情景。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49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点名，随军南下，来到安徽省工作，1954年8月8日在沪仙逝。此次我到皖南，经查阅祁门县法院的档案，发现先父写下的办案手稿，就有数十万字之多，全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仅1951年就亲自审理了8014件不同的案件。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实践证明，40多年来经父亲审理的案件无一错案。父亲仙逝后，一直活在祁门人民的心里。我在祁门参观先父的办公地点时，先父亲手培养的审判员江用宾等同志说：“你父亲为人正直，办案公正，凡是大案，他都事先进行调查，并亲自审讯，做笔录。”程维、郑启通等审判员说：“范院长铁面无私，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和法令，至今祁门的人民群众还在怀念这位人民的好法官。”
先父1931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官从政23年，历任特委巡视员，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兼总工会主任，区、县游击队教导员、政委，地委农会主任，代县长，皖南人民行政区木材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安徽省徽州区建设科科长等职，仙逝时年仅46岁。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了他为建设新安徽省和皖南所写的四本笔记与一箱马列主义的书籍。
在包公祠的正殿里，还有一副对联，高度赞扬了包公当年在陈州放粮济贫的壮举：“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据说，这副对联是古陈州（今河南省淮阴县）百姓所赠。
在陈放着铡刀的堂屋里的墙壁上，有包公的一首五言绝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鼠仓充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拯最恨贪官污吏，这首诗就反映出了他的真情。传说这首诗是包公初涉官场时写下的唯一文学作品。
常言道，诗言志。此诗不仅反映出包拯的心声，而且也展现了其高尚的品德、志向和抱负。他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为人做官决不能留下坏名。否则后人必将笑骂不止。他严格要求自己，认为“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是处世的要诀，只有做为黎民百姓办事的好官，才不会留下骂名，遭后人羞耻。为此，他在晚年，为其后代写下了《家训》。古籍《宋史》中《包拯传》有明确记载。
包公祠正殿的东西两壁各有一块石碑，东壁的石碑上刻有《包拯家训》，以此昭告后世。正文共有37个字：“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还附有“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几个大字。这是包拯命其子包洪刻制的。由此可见，包拯对其子孙后代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包拯身材矮小，上朝时常被群臣遮住。于是宋仁宗特许，包拯的纱帽翅可比别人做得长一些，这样上朝时，就可被圣上一眼看到。后人画包拯或扮演包拯时，其纱帽翅也都是长的。
古人云：“欲影正者端其表，欲正廉者先正其身。”贤明之士正是首先做到清廉自守的。包公堪称这方面的表率。正因如此，他才敢于对后辈提出严格的要求。从《包拯家训》中，足可以看出其在一生中的清廉与自持。庆历七年，包公由工部员外郎晋升为陕西转运使，虽已官居高位，但其吃穿器皿，依然如故。
走出包公祠，就可以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六角亭。亭子里有一眼古井，名曰“廉泉”。亭壁上钦有《香花墩井亭记》。这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803年）举人李国衡所撰。传说昔日有一太守，从外地来游包公祠。这位太守饮过“廉泉”之水后，立即头痛不止。原来这位太守是个赃官，于是就得到了饮水而头痛的报应。这就是“廉泉”的来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包公这一清官的爱戴和对赃官的憎恶。
包公祠的全称叫包孝肃公词，因为包公的谥号是孝肃公。
包拯（公元999—1062年），北宋庐州合肥人。字希仁，进士。任开封知府时以廉洁著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为民造福，不畏权贵，人称“包青天”。历任监察御史，龙图直阁学士，官至枢密副使。在我国的民间，关于包公的传说很多。凡到过合肥的人，几乎无不游览包河公园和拜谒包公祠。
我偕妻尹秀荣在合肥逗留期间，拜访了与先父一同随军南下的老前辈，原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张锡（南下后，先父任歙县城区区委书记，张锡任区长）、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张伯言、安徽省劳动局局长张志等。张志叔、马志民姨建议我们游览一下逍遥津，特别游览一下包河公园。我们答曰：“一定，一定，还要拜谒包公祠！”
我们有幸到了合肥。合肥不仅是包公的故乡，而且是先父范长林曾经工作过六年的安徽省省会，哪有不拜谒之理？拜谒包公祠后，我赋诗一首作为警语：“为官要为民造福，务必超过包龙图；共产党人胜青天，吃苦在前做公仆。”
千百年来，人们对包公赞不绝口，正是期望世世代代的官员都能像包公一样清正廉洁，秉公为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时刻都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1994年于宁夏吴忠市

一时眼睛模糊，隔日再行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