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诗文》连载十(作者:范二水)

痛失良师挚友
                              ——悼念延安精神的音乐传承者、人民音乐家关鹤岩同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等五首革命民歌，并加了按语。同时这五首革命民歌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后来又被灌制了密纹唱片，还编入了大中小学音乐课本。甘肃人民出版社率先将这五首革命民歌编辑出版，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版发行。这五首革命民歌，用音乐手法向全中国和世界人民传播了延安精神，至今仍然传唱不衰。
“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歌中的“自力更生”正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这五首革命民歌的改词、填词、编曲的作者之一就是人民音乐家关鹤岩同志。
关鹤岩同志一贯注重宣传延安精神。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延河照样地流》、独唱《走进村来不用问》、女声无伴奏合唱《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等边区人民喜闻乐唱的歌曲。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少年儿童创作的《丢手绢》深受儿童喜爱，不仅唱遍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广大解放区，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各地儿童中传唱不衰。
2005年12月25日，我那个兵儿子、军旅作曲家、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教导员范忠东从南京打来电话说：“爸，关鹤岩伯伯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不相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扬杨子江晚报》上看到的。听后我还是不相信。去年我和赵志鼎老战友去西安看关鹤岩同志时，他还很健康，怎么会“走”了呢？于是我拨通了关鹤岩家的电话询问，其四女儿关伊琳用低沉的声音答曰：“是真的，我爸是12月19日中午12时10分，因突发性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85岁。”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并自言自语：“关老师走了，关老师走了。”去年我们从宁夏去看他时，他较前些年显老，满头白发，但精神很好。那是5月上旬的一天，他起床较晚，我们不好意思打扰叫醒他，只好在客厅等候。家人轻轻叫醒了他。得知我专程来看他时，他满面笑容，一面打招呼，一面对他夫人舟冰大姐说：“这是忠东的父亲，你不认识了？就是1999年从宁夏来考西安音乐学院的范忠东的爸爸。”舟冰大姐说：“想起来了，忠东穿上军装后，还来家看过我们几次，这孩子忠诚老实，在我家住了几天。”我说：“关老师和你都对他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吃住。”关老师曾对我说过，舟冰比她年长，是韩城人，年轻时是个歌唱演员。舟冰大姐的精神不如前几年，我第一次见她时她不用人扶，还可以从四楼下来上街买菜，现搬到了一楼，走路由保姆扶才行。
关鹤岩同志祖籍辽宁省开原，1942年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西北文工团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关老师进行了认真学习。他曾亲历了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那时年仅21岁。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关鹤岩同志从延安大学文艺系调到西安军管会，主管音乐艺术工作。是年10月在党的关怀下，他亲手创办了西北五省的第一个音乐期刊《群众音乐》（《音乐天地》的前身）。他任主编，为西北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音乐创作人才。大家熟知的“儿歌大王”——著名儿童歌曲作家，《一分钱》《小鸭子》《六盘山高黄河宽》《嘀哩，嘀哩》《红太阳照山河》《好妈妈》的作者潘振声同志的儿童歌曲作品，就是在关鹤岩同志的重视与扶持下发表在《群众音乐》上的。在为《群众音乐》创刊100期举行纪念活动时，潘振声撰稿还提及此事，对关老师异常敬佩。
关鹤岩同志是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音乐家，曾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音乐科副科长、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陕西音乐团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四届常务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音乐专家，并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关鹤岩同志在延安时就享有盛名。解放战争时期我从晋绥吕梁第十军分区调到第一军文工团时，对关鹤岩的名字就熟悉起来,但我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唱过他的一些歌曲作品。真正与关鹤岩同志相识并结为挚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羊城音乐花会”期间。那时我是宁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关鹤岩是陕西省音协主席。后来我俩书信往来不断。在他的倡导下，“西北音乐周”得以举办，于是我俩接触得更多了。特别是继“长安音乐会”之后，在宁夏、青海举办的“塞上音乐会”“西海音乐会”上，我们在一起见面，交流思想就更多了。关老师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延安精神。他既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著名音乐家，在音乐上颇有建树，但从不居功，从不骄傲。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朱德同志在描绘延安精神时诗云：“只见公仆不见官……”关鹤岩同志正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毫无官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特别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早在延安时就为青少年创作了游戏歌曲《丢手绢》，后来又为青年人创作了《我们是革命后一代》等歌曲。上个世纪70年代，关鹤岩同志亲率音乐工作者到延安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联系工农兵广大群众，用音乐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传播伟大的延安精神。他与文艺工作者一块改词、填词、编曲，整理出了陕甘宁边区的五首民歌，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民歌。
关鹤岩同志喜欢民族民间音乐，但并不排斥西洋音乐，对于1956年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精神，学得深，学得透。他常说：“作为音乐工作者，必须热爱民族音乐。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同时，对西洋音乐也要善于学习，取其精华。这样才能繁荣音乐创作，才能做到毛主席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音乐界刮起了一股反对西洋音乐的歪风，几乎所有文艺团体的西洋管弦乐队都被取消。对此，关鹤岩进行了坚决抵制。他说：“音乐的民族化,并不是排斥西洋音乐和乐器，而主要是看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于是，西北五个省仅有的陕西乐团与中央、上海等三个乐团活跃在我国的乐坛上。陕西乐团的保留，对我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北音乐周”是在关鹤岩同志积极倡导下举办的，是继1980年“羊城音乐花会”之后，轰动全国的一个重大举措，对繁荣音乐文化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继1982年“西北音乐周—— 长安音乐会”之后，宁夏举办了“西北音乐周——塞上音乐会”。关鹤岩同志亲率以陕西乐团为主体的演出代表团，为宁夏带来了高雅而又通俗易懂的一台交响音乐，不仅使宁夏人民听到了优美的歌声，而且使大家欣赏到了世界名曲德沃克的《自新大陆第九交响曲》。同时他们首演了陕西作曲家司文虎同志的钢琴协奏曲《南泥湾颂》，用音乐宣扬了延安精神，听后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交响乐的指挥是朱少伯、仇明德。他们的指挥线条清晰，技艺娴熟，对乐曲之速度、力度与情绪的处理非常恰当。对于这场演出，关鹤岩同志高度重视。在银川红旗剧院排练走场时，关老师亲临现场，边观看边指导。他对演员异常关爱，要求严格，足见其治学是多么严谨。当时我作为宁夏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观看了他们的排练走场，并聆听了关老师的讲评。他那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指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看排练后，我向关老师提出访问几个演员，他同意后立即把“小夜莺”彭媛娣和小提琴首席马伯骏等同志介绍给我。他还对女独唱演员说：“小彭，好好讲，范主席采访你们，他要为你们写文章。”采访中得知马伯骏原是西北人民艺术学校的毕业生，我很高兴，我和他早在1948年临汾时就是老相识。演员们对我说：“陕西乐团、陕西歌舞剧院有今天，关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我们的老团长、老院长。”马伯骏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于是我写出了题为《管弦齐奏“夜莺鸣”》的评论，发表在《宁夏日报》上，关老师和演出团的同志们看了都很满意。
观看了陕西演出团的成功演出，我受到了鼓舞与教育，特别是在关鹤岩领导下，由司文虎作曲的《南泥湾颂》宣传了延安精神。当时我对作曲家司文虎、小提琴演奏家马伯骏、女歌唱家“小夜莺”彭媛娣等人说：“关鹤岩是我的良师挚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关老师堪称是用音乐传播延安精神的传播者。”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在悼念关鹤岩同志时，他那平易近人的老延安、老八路、老领导、老人民音乐家的光辉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
悼念关老师，我们要学习继承他用音乐传播延安精神的优良作风，牢记“只见公仆不见官”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正如胡**总书记指出的那样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关鹤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我国当代人民音乐家，生前是陕西省文联名誉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逝世不仅是西北音乐界，而且是全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我作为关鹤岩的挚友，对他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关老师“走”了，但他那高尚的人品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将永放光彩。
                                                                                                         2006年1月于宁夏吴忠市


“一家子”怎么“走”得这么急
                                            ——悼念范泰昌同志


11月中旬的一天，银南地区文联现任主席郎万海同志与我交谈《银南文苑》复刊之事，并谈起了固原地区的《六盘山》杂志。只要一说《六盘山》，自然就要念叨起范泰昌同志来。不料，郎万海同志对我讲：“范泰昌同志在银川去世了。”噩耗传耳，令人惊讶。
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一家子’呀，‘一家子’，您小我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成熟年华，怎么‘走’得这么急？泰昌同志突然逝世，是出乎人之所料的。”
“一家子”是我与泰昌同志的互相称呼。因为我俩都姓范，所以只要一见面，就这样亲切地称呼着。
20世纪70年代末，在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宁夏文联开始恢复工作。作为地（市）一级的文艺代表，我、马健（石嘴山市）、冯汉兴（固原）三位主管文化艺术工作的副局长，被增补为宁夏文联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从1981年起，两地两市的文联相继成立。银南地区文联成立后，我由文化教育局副局长兼任文联副主席和戏、音、舞协主席。是年11月，固原地区文联成立，范泰昌同志由固原地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调任固原地区文联副主席，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学彦同志兼任文联主席。由于工作关系，从此我便与泰昌同志开始相识，并逐渐熟悉起来。
在宁夏文学艺术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和泰昌同志都当选为区文联委员，后来姚家树（石嘴山市）、杨希圣（银川市）、范泰昌和我又当选为宁夏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于常在一起开会，我与泰昌同志就熟识起来。泰昌同志毕业于宁夏大学。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堪称青年书法家。但我真正对范泰昌同志的了解，还是从1985年秋开始的。为进一步推动我区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搞好基层文联的自身建设，区文联组织各地（市）县文联的负责同志到南方去参观学习。由宁夏文联主席石天同志任参观访问学习代表团团长，银川市委宣传部部长马翔雪和市文联主席杨希圣同志任副团长，带领我们十余人前往广东、福建等地的文联参观学习。每到一地，范泰昌同志都和我住同一个房间。于是，我们这两个“范氏”真成了“一家子”。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加之互相交谈较多，家事、私事、公事，无所不谈，从而进一步增进了革命友谊和互相之间的了解。
泰昌同志祖籍是陕西省西安市。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异常精干。从其服饰穿着看，虽不显得多么时髦，但却很讲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利落。不了解真相的人，看不出他是一个在六盘山地区工作的青年作家和书法家。
泰昌同志勤奋好学，政治敏锐性强，善于动脑，思考周密。他擅长书法，而且爱好文学，散文写得颇为出色，对佛教亦有研究，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才子”。
泰昌同志人虽年轻，社会知识却很丰富。在游览逛街或“采购”时，一般人都不敢轻视他。有次在福州逛市场，他劝我给家里“采购”点银耳，我对此兴趣不大，但在他劝说下，只好像他一样，“采购”了一斤福建银耳。
泰昌同志出生在西安，扎根在“六盘”，对固原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他到文联主持常务工作后，为创办《六盘山》这个文学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文联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他与“两琨”（高琨、屈文琨）携手并肩，战胜了许多困难，终于把《六盘山》办得颇具地方特色，并于1985年1月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就宁夏四个地（市）文联来说，泰昌同志任常务主编的《六盘山》杂志，是独树一帜的。
南方归来后，我和“一家子”就很少面晤了。后来，听说他从文联调出，当了固原地区行署文化处处长。我虽然与他见面很少，但心里却时常想念着泰昌同志。特别是他那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甘居山区立功建业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为了使固原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泰昌同志以“愚公移山”的顽强精神，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六盘山》杂志上。在所谓“通俗”文学猖獗一时的情况下，《六盘山》也受到冲击，也曾一度出现过一点小问题。对此，我也曾表示过不满，埋怨泰昌有点糊涂。后来闻悉泰昌在政治上头脑很清醒，我又转忧为喜。他说：“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头脑一定要冷静，决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忘掉《六盘山》的办刊目的。”他严词拒绝了一外地文化商送来的《邓小平婚史》等不健康的所谓“力作”的稿件。由于泰昌办刊思想正确，自觉抵制了不健康思潮的冲击，从而使《六盘山》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当《六盘山》开始向全国发行时，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提出了对文艺刊物“进行整顿”“地市级的文学刊物，应自负盈亏”。在经济制约下，《新月》《文苑》《贺兰山》都相继“下马”停刊，唯固原的《六盘山》依然屹立在宁夏山川。这是与泰昌同志那颗赤诚的事业心分不开的。他身居山区，甘于清贫，耐得寂寞，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硬是使《六盘山》编辑、出版、发行了80多期。泰昌同志那种郑板桥诗里所讲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工作、学习和办刊劲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当《六盘山》作为地级刊物独自屹立于宁夏文坛时，我曾口占一绝：“固原有一范两琨，能文能诗能拉琴，扎根山区不动摇，《六盘山》育新文人。”事实正是这样，《六盘山》出刊了80多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为六盘山区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同时，一大批编辑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了。记得固原地区文联在纪念《六盘山》公开发行10周年时，泰昌同志曾撰文说：“走进《六盘山》编辑部的，都可以说是固原地区的一代才子。”并赞扬说：“他们付出了青春年华，丢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为了文学，为了六盘山区有文学。他们是一群可亲可敬的人。”这话讲得太对、太好了。如今《六盘山》已不再是我口头和笔下的“固原有一范两琨”的局面了，仅我见过、知道或听说过的就有任光武、米震中、王漫西、陈彭生、戴凌云、兰茂林（曦）、李正声、李云峰、王铎、李成福、闻玉霞、郭文斌、马吉福等同志。他们都是文坛新秀，是固原文坛上的优秀“才子”和“才女”。经过《六盘山》培养的文学人才，不仅有走向全区、全国的，更可喜的是有数百人扎根于六盘山区。同时，《六盘山》也为我们银南地区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像李凌等同志的散文作品，都是从《六盘山》起步的。
固原的范泰昌、高琨、屈文琨，能文能诗会拉琴。屈文琨的诗歌《花儿》颇有水平；高琨会拉大提琴，多才多艺；范泰昌文章写得很好，口才也称得上出众。俗语云：“文如其人。”读了泰昌同志的文章后，犹如见到其人。今年第一期《六盘山》上刊载了泰昌写的评论《展示回汉民族爱美之心的六盘山民间剪纸》，读完如见到范泰昌同志一样，足见其他对群众文化的热爱。
泰昌同志，固原人民需要您，宁夏人民需要您，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需要您。您怎么“走”得这么急？从1985年南方归来后，由于您变换了工作岗位，我们这“一家子”见面机会少了。但只要一碰到固原的熟人，我都要打听您。特别是王铎主席告诉我，您调到了宁夏博物馆工作时，更令人高兴。可您怎么就在为繁荣宁夏文化艺术事业而大展宏图、施展才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您最热爱的文化事业而匆匆地“走”了呢！遗憾的是近几年再未能与您面晤。也许由于我“升”任了银南文联名誉主席的缘故吧，连您“走”的讯息也知道得太迟了。更使我未能前往银川为您“送行”而倍感遗憾。
泰昌同志，您曾经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的《六盘山》这朵鲜花，将会越开越盛，用您生前的一句话说：“历史永远不会倒退，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是人民永远需要的。”泰昌同志，放心吧。
为弥补我未能为您“送行”的遗憾，为缅怀您为建设六盘山区的文艺事业而立下的不朽功绩，谨以此文，以示对“一家子”的深切悼念。并以此文寄托哀思。
泰昌同志安息吧！
                                                                                               1997年11月28日于宁夏吴忠市


巾帼楷模 优秀党员
                                 ——悼念吴敦雅同志


噩耗传耳中，令我吃一惊，大姐驾鹤去，战友心悲痛。在我的老战友中，吴敦雅同志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对于她的仙逝，1月15日，整整一个长夜，未能入眠，一直沉浸在异常惋惜的怀念之中。
20世纪50年代初，我与吴大姐先后同在一军文工团、二师文工队工作。吴敦雅同志是个忠厚善良、工作与学习都颇认真的好同志。她是四川成都人，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之家，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为了报效祖国，为了人民解放，她积极响应党向青年学生发出的“踊跃报名参军参干”的伟大号召，毅然投笔从戎，辞别了“天府之国”而奔赴青海第一军。她的品德非常高尚。
1949年大进军中，我们在为部队排演了《大庆功》《人民的城市》之后,于1951年又排演了由胡可同志编剧的《战斗里成长》和由安波同志作曲的《纪念碑》，都是大型剧目。当时，全队演职人员还不到70个。因此，人人都要一专多能，有时是乐队演奏员，有时是演员，有时又是舞台工作人员。我们的音乐老师李占山同志，既是乐队指挥，又在话剧《战斗里成长》中演一个主角。我和小提琴演奏员杜宏寿、陈燕、张春山等几个年龄小的同志，一面担任伴奏，一面还要上场扮演剧中的儿童或群众，同时还要兼管服装、道具、化妆和布景装置。吴敦雅大姐年长我们几岁，写一笔潇洒漂亮的字。她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从不贪玩，爱看书爱学习，组织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肥拣瘦。她做了大量的舞台幕后工作，是个无名英雄。服装、道具、音响效果，甚至搬台布景，她都参加。当时，她与刘志兴同志是乐队中键盘乐水平最高的，特别是她还在军文工团进修过。然而，她做舞台服务工作时，从不讲一句怪话，只知埋头工作，钻研业务，堪称“德艺双馨”。特别是《纪念碑》一剧，全部曲谱比《白毛女》还多几倍，都是由吴敦雅同志不辞辛苦，用钢板刻写并油印装订成册，供乐队使用。时至今天，已过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一晃，人就作古了。夜不入眠，展纸濡墨，为吴大姐拟了一副挽联：“为人民解放，投笔从戎，辞蜀地赴青海第一军；建设大西北，巾帼楷模，解甲塞上献赤胆忠心。”同时还写了《悼诗》：“巾帼楷模，人民公仆；一心为公，艰苦朴素；优秀党员，党性淳朴；劬劳终身，为民服务。”这就是我对吴敦雅同志毫不夸张的评价。
吴敦雅同志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虽然较之我们入党晚了几年，但她早就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这一点，吴大姐最清楚。1973年她出席银南地区先进妇女代表大会时，我曾写诗赞扬过她。
更令人难忘的是1952年，她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她的琴音，不仅响彻了青海山川、湟水两岸，而且响在了平凉和朝鲜。她的革命足迹踏遍了黄海北道和临津江畔。然而，她从不居功，从不骄傲。谦虚谨慎，忠厚善良，诚恳正直，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一心为公，是她思想品德的集中体现。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吴敦雅同志，退休后生活待遇很低，但她毫无怨言。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又是一位贤妻良母，一生中始终如一地支持丈夫李占山同志的工作。尤其是占山同志遭遇厄运，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错误处理时，吴敦雅同志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坚信总有一天占山同志会得到平反。这一预见，已被历史所证实。
敦雅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志的好品德，受到了一军老战友们的好评。我和她见最后一面，是在1997年的5月中旬。那是著名画家、一级美术师傅恒学老战友在银川举办个人作品展览时，我陪恒学看望了吴大姐。她与恒学几十年不见了，但却一见如故，她非常关心老战友的吃住，还是那样热情。当时吴大姐正在病中，很遗憾没看上恒学的画展。
在抚养子女、教育子女方面，吴敦雅与李占山同志倾注了全部心血。她希望后来者居上，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子女健康成长，当好革命接班人。特别感人的是，当占山同志在政治上蒙难时，她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对一个女同志来说，这是多么的艰难啊！她一面操持家务，一面教育子女。她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敦雅同志解甲塞上之后，勤勤恳恳，为建设大西北和宁夏山川献出了赤胆忠心。吴敦雅同志的一生是高尚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她的优良品德，给一军和宁夏的老战友及其家属子女留下了永久的思念。
吴大姐安息吧！
一曲哀乐，缓慢悠悠，我们来送行，大姐慢慢走。我们来送行，大姐慢慢走！
                                                                                                1998年1月16日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