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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兵的天云梦》第四部(革故鼎新)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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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庚森 发表于 2025-6-20 17:48: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07章 函教育 驰名国内外  英雄碑 镌刻人民魂
        五句头:函授教育世首创,
郑州与会经验讲,
鞠躬英雄纪念碑,
缅怀烈士心激荡,
革故鼎新函教强。
第1节 外宾赞扬
1980年12月3日省邮电管理局关于转发邮电部“印发《邮电高等函授生学籍管理办法》、《邮电高等函授生考试、毕业及升留级办法》的通知”的通知中,特别强调“各级函授教育机构要建立函授生卡片以便进行管理,卡片一式三份,按规定填写,分别存函授部、科、站。卡片由北京函授学院统一印发,各个函授部、科、站必须指定专人负责,长期保存,不得随意涂改或遗失。”
这一规定像一把双刃剑直指蓝天波,使他在省局与市局的缝隙里游弋,是继续留在市局还是调往省局的二级机构之间做出选择。要去的省邮电学校函授科看中他的笔杆子,蓝天波所写的简报,年终总结,经验材料交流等曾被省局教育处赏识,并不时地在省邮电报与省级报纸上发表些有关教育方面的小文章。另一方面是一般人员从地市局调到省局,转户口什么的,复杂得很,既使临时借调也得给安排个住处。而直接从绿茵市电信局调到省局相关单位手续简便,又在一个市里,一纸调令,调个头、换个方向、到一个新地址上班就是了
而蓝天波站在个人的角度考虑,是省不如市,邮电学校的函授科不如绿茵市局的函授站。市局上班近,工作单位固定,孩子又小,与老婆在一起,相互照应方便。若到省局的单位,三天两头出差到下边,弄不好领导不高兴,当成“飞鸽”牌,地市县里一推都有可能。市里怎么被推,也跑不到哪里?再不好的单位,也还是“永久”在本市里。更使尤典不愿离开市局的原因是比省里的福利高,每月多出七八元的生产奖金,这年月40来元的月工资,奖金也算是个不小的数目啊!
蓝天波越是不想去,函授科的段科长似乎号住了他,每每开会都带着他,尤其是到驰名中外的北京邮电函授学院。之所以驰名,就是因为一些外国人来到北京,一见到这个学院的名字就惊呼:“函授?函授?是什么意思?”
索性走进校里,求得真知:北京邮电函授学院由邮电部主办,所谓函授是指学校将考试大纲和要求寄给省市的科、站,再由科、站分发给经过考试被录取的学员,由学员自己学习。函授教学主要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自学为主,并组织系统的集中面授。函授教学的主要环节有:辅导答疑、作业、试验、实习、考试、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答辩。每学年安排3—4次左右为期10天或半个月的住校脱产集中面授。一学年结束,学校把试卷寄给省市的科、站,由科、站组织期终考试。学习期满考试合格,颁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
一经解释,外宾才明白:“原来如此,走遍世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学名称,全球首创!”
第二年的三月,省邮电学校函授科的科长又带着蓝天波到函授学院打下手,期间蓝天波倒成了主角,还在会上介绍了绿茵市电信局函授教学的先进经验。末了学院领导开恩,组织与会的全国各省市函授科、站人员到北京各名胜地点参观游览。
第2节 英雄碑文
七绝·巍然屹立傲苍穹,
英灵浩气贯长空。
浮雕仪采歌先烈,
缅怀刻石记丰功。
今天,北京邮电函授学院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函授科、站人员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自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地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后,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便陆续建立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大型现代建筑,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一起,组成了恢弘的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人曾在此停留,缅怀先烈,向逝去的革命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地方,是新中国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造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镌刻的,是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镏金大字象征着革命先烈革命精神万年长存,象征着全国人民对革命先烈崇高的敬意与永远的铭记。
新中国能有今时今日这般繁荣昌盛,就是这些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又怎会有现在屹立在东方的强大新中国呢!
革命先烈,注定是永垂不朽的,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可以时时缅怀革命先烈,并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经讲解得知: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号奠基,1952年8月1日破土动工,1958年4月22日竣工落成,从奠基到竣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历时9年才终告完成。在这9年的时间里,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决定建造,到奠基、设计、建造,再到竣工,都有着些怎样的经历和往事呢?
为什么要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党和国家,及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新中国建立前夕,革命即将胜利,人民即将当家作主之时,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人民群众,他们心里都明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此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中国人民都迫切地想要为这些为了革命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做些什么。革命先烈最需要的就是被铭记,被炎黄子孙永世铭记。
于是乎,为了让华夏儿女能永远铭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永远牢记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便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让后世炎黄子孙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在北京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此来纪念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人民英雄,同时也让今后的华夏儿女牢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从而奋发图强,自强不息,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正如周总理所说:“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决定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后,第一件事就是建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与会的政协委员们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说应该建在东单广场上,有说应该建在西郊八宝山上,也有说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上,而在这些提议中,多数政协委员赞成应该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认为天安门广场既是首都北京最大的广场,也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带,将纪念碑建在这里,显得更加庄严,更加肃穆,也更加的重要。
对于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周总理也明确表示支持。当时,他就跟与会的政协委员们说道:“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纪念碑就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在场的政协委员们一致同意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尔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具体哪个地方?这时,就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说应该建在前门楼上,有说应该建在中华门以南的位置,有说应该拆掉端门在其原址修建。对于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古建筑原址之上,或是之中,毛主席是表示明确反对的,他认为将新建筑放在古建筑之中,显得不伦不类。故而,最终经过反复讨论,政协委员们一致同意将纪念碑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北半部五星红旗旗座之南的位置。
9月30日下午6点,纪念碑选址完成后,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代表和各军兵种代表等千余人,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从中南海走出,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很快,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便来到了纪念碑建造位置,并在这里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奠基仪式上,毛主席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宣读纪念碑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年以来(解放战争),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指的是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主席读完纪念碑碑文后,全体人员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先后一个又一个地拿起铁锹,将一捧泥土洒在纪念碑奠基石之上。
当然,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并不在当时奠基时的位置上,而是要比实际位置要稍微偏北一些,也就是在今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当时在考虑纪念碑位置时,专家组并未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的实际布局,待到真正设计时,才发现如果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这里,就会离天安门和国旗杆很近,这样无疑就会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如此,经周总理与专家们的反复商议,基于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的远近、比例等考虑,最终确定将其建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南北中轴线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结束后,党中央便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重任交给了北京市政府负责。随后,北京市政府第一件事就是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各大专院校建筑专业,及各地建筑设计专家征集纪念碑的整体设计方案。很快,北京市政府便收到了200多份设计方案。这些设计方案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设计都用,有亭、台、堂、雕像、塔、碑等形式。最终,经过专家组的激烈讨论,选定了高耸、挺拔的“碑”来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用选“碑”呢?首先,当时政协会议在决定要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就通过了要以“碑文”的形式来表达人民英雄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就应该采用“碑”的表现形式,其次,亭、堂这些都过于低矮,表达不出人民英雄崇高的形象;用雕像也不太合适,无法准确表达出人民英雄的理念。而高耸而又挺拔的“碑”的形象,就恰好可以满足,它高耸、挺拔的形象,既可表达出人民英雄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的崇高精神,也能让人民群众在瞻仰时生出敬仰之心。
1951年2月27日,为了整合资源,统筹安排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与兴建事宜,北京市政府牵头组建了由十七家单位组成“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设建筑设计、美术工作、电气装置、土木施工、石料供应、财务核算和摄影纪录等7个小组,各自负责设计、核定、监造、核算和报销等事宜。
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和北京市政府秘书处薛子正任副主任,彭真总揽全局,薛子正负责协调工作,梁思成、刘开渠则负责整个纪念碑营建方案的制定。
在纪念碑的具体设计上,当时专家组分歧最大的在于纪念碑下座要不要建陈列室,下层台阶要不要设计成检阅台、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碑身内要不要建电梯,碑身要不要建瞭望窗,及碑顶是用建筑顶还是群雕。经过专家组激烈、反复的讨论,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群众的建议下,最终决定:为纪念碑安全考虑,台基不设陈列室,建成实心;天安门已可用作检阅台,纪念碑下层则不设检阅台,以双重须弥座来承托碑身;碑身做成空筒,但为了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碑身内不建电梯,碑身也不建瞭望窗,同时碑身四周环绕双层汉白玉栏杆。与此同时,为了不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题混淆,碑顶不用群雕,用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即建筑顶。如此,整个碑体就显得既有民族传统风格,也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得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显庄重肃穆。
纪念碑体设计完成后,随之进行的就是碑体下部装饰的浮雕主题设计工作。现今,我们走进纪念碑,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环绕在纪念碑碑体左右的那8幅浮雕:“虎门销烟”、“太平天国”、“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胜利渡长江”。这8幅浮雕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总理书写的碑文遥相呼应,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百年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史,也向人民描述了革命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
说起这8幅浮雕主题,在当时可是经过了专家组多次的讨论才最终得以确定的。最初,专家组提出的是10幅,后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及相关部门的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现如今我们看到的这8幅浮雕,被排除的2幅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延安出击”。浮雕主题确定后,专家组又对浮雕的画面进行了讨论。在浮雕画面的设计上,专家组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出现领袖人物,是否出现具体的英雄人物、是否出现反面人物,及是否通过敌人的残暴来歌颂人民英雄等问题上。经过几轮的讨论,鉴于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人民能永远铭记人民英雄,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下,最终专家组决定浮雕画面不出现领袖人物,不出现具体英雄人物,不去过多地暴露敌人的残暴,在有限地画面上更多地去描述人民英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形象。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破土动工。为什么选择这天呢?因为这天刚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从1952年动工,到1958年竣工落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用时近6年。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在当时可以说是超级大工程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多月就竣工落成,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却需要近6年的时间才完成呢?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设计上更为严苛,曾在建造过程中几经变化。同时,纪念碑的石料也难寻,难开采,且运输也极为困难。种种原因下,最终人民英雄纪念碑用时近6年才竣工落成。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建造过程中,对于纪念碑的设计曾多有变化。比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朝向上,原定的设计是坐北朝南,即向南方向为纪念碑的正面,由此毛主席亲笔所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就在纪念碑的南面。然而,在建造过程中,中途就有人提出天安门广场在举行集会时,人们多从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此时如果纪念碑的正面是南面,那么就会背对人们,所以应该把纪念碑的正面设立在北面,这样人们就能正对着纪念碑,从而以示对人民英雄的尊敬。尔后,兴建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就决定将这个建议向中央汇报。再之后,经过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慎重商议,最终决定临时改变设计,将纪念碑改为坐南朝北,以北面为纪念碑的正面。
再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原定是将纪念碑的台基部分设计成陈列室的,但是在台基按照陈列室设计即将建造完成之时,就又有人建议不能将台基设计出陈列室,这样就会造成碑体不稳,且也显得不够庄重,所以建议将台基改成实心。之后,党中央经慎重考虑,认为改成实心的,的确更显得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肃穆,且对纪念碑也更安全,所以便又临时更改设计方案,重新建造台基,将原定陈列室结构全部封上。
与此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缓慢,除了跟设计上的变化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石料难寻,难开采,也难运输。好比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碑。为了找到适合主碑的花岗石石料,兴建委员会工作人员花了足足3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全国各地山脉的资料,经过反复的研究,及综合对比,才最终选定了位于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的花岗岩。
为什么选这里的花岗岩呢?因为这里的花岗岩质地坚硬,不易风化。找到了适用主碑的石料后,接下来就是开采和运输的问题。由于当时主碑要求不能拼接,需要一块整石,且规定这块整石要长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厚度0.6米,因此这块整石的石坯至少要厚达3米,重量也至少达到320吨。想想看,320吨,厚达3米以上的整石石坯,这开采、运输的难度有多大。为了这块整石,从开采到运到北京就足足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就单单是将整石从采石场运到青岛火车站,工人们就用了1个月零9天的时间。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我想只要去瞻仰纪念碑的,肯定都是终生难忘的,同时大家也肯定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它是怎么被刻上去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是毛主席在1955年6月9日题写的,且题写了2幅。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这8个字不完全属于这2幅作品中的其中一幅,而是2幅的字都有。当时,为求完美,专家组经过多轮的讨论,就决定将这2幅中写得比较好的字提取出来,再组成“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字。
字有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这8个字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要将这8个字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专家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将毛主席写的这8个字放大。当时,毛主席这8个字是写在信封上的,每个字只有2寸左右,而要把这些字刻在纪念碑上,则必须要放大20倍以上。为了放大这些字,专家组着实是费了一番劲。
鉴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要想把这些字放大,唯一的方法就只有用相机把这些字一个字一个字拍下来,洗出照片,再用幻灯机把它放大,然后勾划。最初,由于缺少勾划的专家,勾划出来的字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字不像,字没有神采等等。直到书法篆刻家魏长青的出现,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魏长青对毛主席的书法多有研究,颇有心得,在他的亲自勾划下,放大的字与毛主席写的字是分毫不差,不知道的话,谁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毛主席写的,哪个是勾划的。字放大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字刻在纪念碑上。为了将这些字刻在碑上,兴建委员会请来当时全国最好的一批石匠,来将这些字刻在纪念碑上。然而,由于这些石匠此前并没有在花岗石上雕刻过,所以始终无法顺利完成将这些字刻在纪念碑上。
就在这时,魏长青再次出现,他自告奋勇用刻印章的办法来在纪念碑上刻字。魏长青先把橡胶牢牢粘在纪念碑面上,然后用刀将需要刻字的碑面的橡胶部分割去,剩下的橡胶则用胶皮覆盖住。再之后,就用一种叫“金刚砂”的砂子和压缩空气相混合,用其喷射出要刻的字。金刚砂具有打硬不打软的特性,所以在喷射刻字的时候,就不会伤害到被橡胶覆盖的地方。就这样,字被成功打在碑上。再之后,字被打出来后,为了保证其百年不变色,专家组还动用了近百两黄金,将其研磨成金粉,然后制作成金字,以紫铜为胎,将其镶嵌进此前打出的字上。
1958年4月22日,历时9年,人民英雄纪念碑竣工完成。5月1日劳动节,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50万群众的见证下,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
第3节 “风风铃”曲
1949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今天,每每翻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相关档案,关于这一伟大建筑论证、兴建、竣工等诸多细节,在所有公开的文章书籍、影视剧作、网络展现中,还有许多没有触及、没有披露、没有公开,本文作者以档案文献回溯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滑田友最先提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23日,北平国立艺专教师滑田友先生,给当时北平市建设局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建一个雕塑建筑组合的纪念碑,并强调这一纪念碑应尽可能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特点。
滑田友,1901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渔沟村。父亲是木匠,邻居是铜匠,从小对“艺术构架”有了不自主的熏陶。这为他考中江苏省第六师范的美术科打下了基础。1924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0年,滑田友带着他雕塑的他儿子头像原作,到南京拜会徐悲鸿。徐悲鸿非常认可他的作品,便将他的作品推荐给《良友画报》和《新闻报》发表。雕塑家江小鹣在报上看到滑田友的作品后,便请滑田友来当助手。1930年暑假起,滑田友正式开始了他的雕塑生涯。当年10月,滑田友协助江小鹣完成作品《孙中山像》,随后又协助江小鹣完成《武昌孙中山铜像》,矗立于武汉阅马场。
徐悲鸿要到法国筹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邀滑田友同行,协助组织展会,同时决定资助滑田友去法国留学。1933年1月28日,两人从上海赴法。在法国,滑田友又得到了冼星海的极大帮助。
1935年,滑田友进入巴黎儒里昂美术研究院,期间创作的作品,获得法国雕塑界的认可。从1936年开始,滑田友在法国春季沙龙上,获得雕塑作品铜奖,1941年获银奖,1943年获得最高荣誉——金奖。获得金奖后的滑田友,不再参加沙龙展,而是专心创作。主要创作了《母爱》《少年中国》等作品。
1948年1月28日,在法国生活了15年的滑田友,在徐悲鸿和吴作人的邀请下,携带大量作品回到祖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此时,滑田友纯熟地掌握了西洋技法,并运用“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将4月5日定为烈士节,通令在清明节隆重纪念烈士。在国立艺专任教的滑田友关注时事,以特别敏锐的思想,为北平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他真切地感受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和平的环境,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生活安逸、享受和平的人民,要不忘先烈、不忘英雄。于是他想到了应当在北平这一昔日古都中,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性建筑、一个纪念场所,让后来人永不忘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带着诸多的想法,他走遍了北平城,以艺术创作的眼光,最终认定在昔日的皇城的城楼前建一纪念性建筑物是妥切的。深思熟虑后的滑田友,提笔给当时北平建设局的领导写了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北平、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有中国民族性特点的纪念物。
滑田友的建议,是目前已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建议与提案。
碑文形成于政协会议期间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挥而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在这155个字中,没有写中国共产党,没有写解放军,提到的是人民英雄,其中强调的是纪念为国家、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
在正文114个字中,毛泽东主席以气势雄阔、历史厚重、高度概括、寄情深远、音调铿锵的语言特征,展现了一代伟人的熠熠文采。
起笔第一段29个字,第二段比第一段多一个字,共30个字,第三段最长,共55个字。这在文字排列上,瞬间就给人视觉的冲击,而语气的一句比一句加重,犹如涨潮大海,一浪高于一浪,磅礴气势冲到眼前。
不仅如此,从三年、三十年,一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重要时间点,让毛泽东的如椽大笔完整勾勒出来。这里的第三段,没有用一百零九年以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深谙语言的极致运用。从逻辑上讲,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接下来,理应就是一百零九年以来。但毛泽东主席非常清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才能表达所蕴含的历史感与厚重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风云尽收。
我们再看整个碑文,毛泽东没有用标点,却又加上了“从那时起”4个字。整个碑文在简略精要中,惜墨如金。而在必须中,又要着意落笔。“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特别的强调、承接。在整个碑文中,还连续用了三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黄钟大吕的叠加,在纪念碑奠基现场,三个重音激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在天地之间,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大音之美,昭示过去,又启示未来。
那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碑文是何时构思的?是何时写就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中,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注重总结,有时一语之言,振聋发聩;有时洋洋洒洒数万言,写下名篇专论专著;在重大的转折关头,还以诗词歌赋纪之。如今,革命成功,这一切都是先烈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人民英雄们”五个顶天立地的大字,入脑记心。胜利后,革命成功后,更知人民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这种基于书写在天地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与历史观,早就在毛泽东心中形成。所以当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向人民英雄致敬默哀时,毛泽东应该就已开始有了碑文的灵感。当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政协会议的第三天出现时,毛泽东便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将对先烈们的情感,全部融于笔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为熔铸着所有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怀念、缅怀、感念、追思、敬仰等各种情感于一体的碑文。
陈志敬镌刻奠基碑
毛主席要来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其最重要的活动是亲手为“奠基碑”填土。由此,赶制奠基碑成为最紧要的工作。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它与普通的石工不同,与治印也不是一个行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镌刻碑文与古玩、文房四宝等行业一样集中在琉璃厂文化街。到1949年时琉璃厂只剩下以陈云亭名字为字号的唯一一家镌刻碑文的店铺。
陈云亭,别号寿石山房主人,河北定兴人,于民国初年设肆,名“陈云亭镌碑处”,其木匾为满人宝熙(瑞臣)所书。店铺开设在北京琉璃厂东门内路南261号。营业种类主要有:专刻墓志、碑铭、端砚、文玩,善摹秦汉印章,承办铜青、艾叶青、汉白玉各种细料。精拓蝉翼、乌金墓志碑铭,古今各式法帖。发售漂净朱砂印泥,紫、蓝、黄、黑各色印泥,经售鸡血、田黄、昌化、青田、新旧寿山石章,专刻金、玉、牙、石图章。
陈云亭1885年出生于镌刻世家。他的父亲陈仁山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是北京最著名的镌碑艺人,与之齐名的还有高学鸿、胡青等人。陈云亭自小酷爱书法艺术,有较好的书法功底,从少年时代起,便在北京琉璃厂跟父亲学习镌碑技艺。为了经常能够得到名师的指点,他结识了许多大书法家,如陈宝琛、宝熙、张伯英、寿石工、付增湘、钱来苏等人,逐步了解他们的书法特点,并且使其在镌刻和拓片中得到体现,而这些书法家也十分了解陈云亭的镌刻艺术水平,所以他们为别人书写碑文时,为了保证体现他们书法水平的本来面目,防止将碑文拿去找一般的石匠镌刻,往往指定去琉璃厂找陈云亭镌刻,或者直接在碑文中写上“陈云亭刻”。
1945年,陈云亭病故。由其三子陈志敬继续经营陈云亭镌碑处。他先后镌刻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袁崇焕祠重修碑记等作品。也就是说,是陈志敬制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
1949年9月23日,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找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碑处,他们请陈志敬刻一座碑,碑文由毛主席起草,文化名人叶恭绰书写,9月30日前务必完工。
陈志敬接到任务后,找来一块重达半吨的旧碑,碑身高1.7米,碑座65厘米高、100厘米宽、35厘米厚,艾青石制成。陈家老少齐动手,用一天时间对石碑重新进行加工。
24日,碑文送来。这字与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碑文相比多了五字——“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陈志敬日夜不停地刻了5天,155个字,每字是一寸大小的隶书。30日下午,陈志敬将石碑送到天安门广场。碑身没有立在碑座上,所以我们从当年留下的两张照片中,看到的是纪念碑的碑座。
我们以往都是以奠基的称谓,但对于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而言,是为“奠基碑”奠基,而不能说是“奠基石”奠基,更不能简化为“奠基”。因为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影像足以证实,是为“奠基碑”奠基。唯可惜,奠基碑的碑身在1950年时,移存在天安门广场千步廊西墙根处,后来则不知去向。值得庆幸的是,在1950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影像扎实地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物证——纪念碑的碑座。
在已出版的教科书和影视剧、电视纪录片中,多有这样的表述: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了奠基仪式。
但我们从当时留下不多的照片中,发现并不是全体代表,影像足以证明,第一张是“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第二张是“毛主席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第三张是“毛主席执锨铲土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几张照片里,没有刘少奇。
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有明确记载:“本日会议的执行主席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这句话,说明刘少奇当时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里主持监、检票,没有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又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明确记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会场选举投票后,利用检票时间,事先通过“办法和碑文”。
在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这时已是黄昏,暮霭像烟雾一般笼罩在空中。”赵紫宸也回忆过:“我被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毛主席首先铲土放在碑基之上,我与数十人依次如法铲土。我不知何故,只有数十人随毛主席举行如此庄重的典礼。也许其他代表同时另有事务。”
这就说明,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不是所有与会代表都参加了。到底都谁参加了,一共多少人参加,谁没参加,仍需史信考据,更需档案文献佐证。
《哀乐》首次奏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罗浪指挥华北军区乐团演奏了“风风铃”曲调的哀乐。在这以后,“风风铃”乐曲报中央政治局审阅后,被正式批准为典礼用乐曲。
“风风铃”是何种曲调?是谁创作的?
“风风铃”那低回悲哀的旋律,是由陕西民乐演化来的,它的诞生要归功于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煤矿文工团著名作曲家刘炽收藏了一份关于“风风铃”的资料:在1942年春,延安鲁艺组织了一个“河防将士访问团”,赴驻延安附近的王震部慰问。此间,音乐界参加此行的作曲家刘炽、张鲁、关鹤童在演出间隙沿线采风。当他们来到米脂县时,请当地的著名唢呐艺人常峁演奏一些唢呐曲,在他吹奏的曲子中,有一曲民乐“风风铃”。
“风风铃”那悲壮、深情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了三位作曲家,于是他们记下了“风风铃”独特的曲谱。这支乐曲采回来后,采集者根据其风格易名为《追悼曲》。在延安军民公祭刘志丹时,音乐工作者编配民乐谱,还填了歌词,临时命名为《公祭刘志丹》。
关于《哀乐》,华北军区乐团的指挥罗浪也有一种说法:《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民间唢呐曲,是他与张非、徐曙三人于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当时,罗浪等三人皆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社音乐队骨干成员,罗浪本人担任指挥兼作曲。这一时期,音乐队来了个绰号“喇叭转”的民间唢呐艺人,此人为保定人氏,能同时吹奏数把唢呐,吹出种种花样,演出时颇受群众欢迎。在“喇叭转”演奏的曲目中,有一支婉转凄切的曲子,据本人说是专用于红白喜事,快节拍吹奏显得热闹,用于婚事;慢节拍吹奏转为哀婉,用于丧事。罗浪等人颇感兴趣,便记下了此曲乐谱。后来,由罗浪执笔将那支采得的唢呐曲进行改编,谱成乐队谱,并指挥乐队在祭奠仪式上如期演奏。
同一支《哀乐》,何以有不同的出处?
罗浪对此分析说:“说到底,这支曲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哀乐》取材于华北地区民歌,且与地方戏曲有着一定渊源,其历史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恐音乐史专家亦难以考证。在抗战后期,延安与晋察冀的文艺信息难以沟通,因此两地的音乐工作者分别采得此曲并改编《哀乐》,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说《哀乐》原曲的采集者尚存争议的话,那么此曲最终被正式确定为国家典礼音乐却功非罗浪莫属。因为是他几经艺术加工成了《哀乐》,并让乐队学会了这一曲目的演奏。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多,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由40余人组成的军乐队吹奏出《哀乐》深沉凝重的第一个音符。
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自此一直沿用至今。
正是:汉白玉花岗砌工,天安门外矗场中。
巍巍碑柱高雄峻,壮壮胸襟深信崇。
百载中华拼搏史,万千血肉伟丰功。
子孙祭拜承遗志,复兴梦魂求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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