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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定要虚心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多年来，党内的腐败分子之所以“前腐后继”“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没有虚心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2011年春节刚过，我便由报端阅读到一宗又一宗的腐败案件。其中，有两件我认为纯属监管不力而造成的。一件是“广东省茂名市揪出了一批贪官”；另一件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套取9400万元公款逃往境外”。现依据报道将两个案件分析整理如下： （一） 2011年2月11日上午8点，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和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在茂名市主持召开了茂名市四套班子成员会议，通报了广东省委的决定：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刑拘。 同时，茂名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原副市长陈亚春，原茂港区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杨强等，被广东省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涉案人员的涉案金额之巨令人震惊。譬如罗荫国，仅2011年春节前后就收受现金近千万元，其历年累计受贿让人几乎不敢想像；再如杨光亮，多年来混迹于声色犬马，仅放高利贷就获利数千万元，养情妇大收红包，用赃款炒股买别墅，在广珠等地拥有数十套房产。 在腐败高发的形势下，一名官员倒下了并不稀奇，令人震惊的是茂名市从市委书记到常务副市长，再到市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一干人等几乎同时落马。 通观广东省茂名市的腐败窝案，在三个方面值得人们深思，并渴望能引起高层决策者的警醒。 其一，一把手腐败。尚不能说罗荫国腐败是导致其他人腐败的原因，但是，既然一把手敢在一个春节内就收受现金近千万元，那么其他人对收受贿赂，定然有恃无恐，甚至会愈发疯狂。由此需要思考的是，制度设计上如何才能监督住一把手。 其二，边腐边升。据当地知情人透露，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都达上百万元，且随着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当边腐边升的内幕再一次揭开时，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该检思。 其三，干部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罗荫国出生在茂名市属下的高州，30多年间在茂名本地为官，从人民公社的副书记一直升到县长、县委书记、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杨光亮从茂名属下的电白县大榜公社海坡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一步步从公社党委副书记、区委副书记到县委书记，再到茂名市副市长。正是本土任职，让他们多年来在当地织下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网，为其贪腐创造了条件。 毋庸置疑，茂名市的腐败窝案皆源于种种制度的漏洞和监管上的不力。一个茂名市被揪出了一批贪官，可以想见当地官场腐败之风是怎样盛行，公权被多人当成了敛财工具，而且明目张胆，一幅权力大于制度的图景跃然纸上。制度不彰，监管不力，权力就难免肆意妄为。 （二）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套取9400万元公款逃往境外。事发于2006年，但一直未被发现。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今年2月11日中午，逃到境外的李华波给县领导打电话，自己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惊，当即报案。(《人民日报》2011年2月18日) “财政局股长”、“套取9400万元公款”、“事发于2006年”、“给县领导打电话后得知”……这无疑又是一起能够再次挑战人们腐败想像力、刷新不少腐败纪录，且极具黑色幽默气质的腐败大案。 说它是“腐败大案”，当然是因为其9400万的巨大涉案金额，但从腐败犯罪主体李华波身份的角度看，该案又委实不能算大。因为“财政局股长”，不过是一个级别低得不能再低，甚至比《公务员法》所明确的最低级领导干部(科级)还要整整低一个档次的末吏小官。但偏偏正是这样的末吏，便能折腾出“套取9400万元公款逃往境外”的惊天大案，“小官大贪”的腐败纪录，在这里显然被再次刷新了。 2010年，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元，被称为辽宁抚顺“土地奶奶”罗亚平的贪污受贿案曾备受关注，该案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然而现在，与上述财政局股长腐败案相比，罗亚平的“三最”头衔，无疑已经名不副实——罗亚平级别虽低，但好歹还是正科级，远高于李华波的股长级别；同时其6000万的贪污受贿金额，也明显低于李华波的“套取9400万元公款”。 不过，股长李华波虽然打破刷新了“小官大贪”的腐败纪录，但其得以腐败的手段却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据了解，李华波成功套取9400万，主要靠两样，一是私刻公章、绕过“7个环节”，二是勾结银行工作人员伪造银行对账单。一枚公章、一纸对账单，近亿元财政公款便销声匿迹化为私有，并且能长期不被发现。如此轻松的作案手段和过程，无疑太超乎人们的想像力，也太让人瞠目结舌了。公共资金岂能如此好骗，监管漏洞又岂能破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鄱阳县财政局长所谓“我完全不知情”的辩解，显然让人难以置信——上亿的财政资金，在没经审核签字的情况下不断流失、长达四五年，局长怎么可能“完全不知情”？这么重要的银行账户，财政局怎能仅凭一纸对账单而不通过实际查账就相信它的安全无恙？ 据悉，9400万“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而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鄱阳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4.1亿。这意味着，9400万差不多是该县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这种背景下，四分之一的财力人间蒸发——既不在财政账户上，也没有真实“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地方政府、财政主管部门竟能长期习焉不察，最后甚至要等到犯罪分子打电话主动告之、自我检举？ 因此，即便“不知情”当真属实，这个局长以及该县的相关领导，是不是也当得太过愚蠢、尸位素餐了？堂堂国家公职人员，能够玩忽职守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整理、分析了上述两个案件之后，我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咋就腐败到这般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了呢？！我们政府管钱财的部门咋就无法无天到这等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呢？！确确实实到了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由此，要确保每一个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以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力量，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自觉外，还必须要接受多方面的监督，不仅有党对自己的监督，而且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要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监督，既是警示，又是批评，更是约束，能够保证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免受“病菌”侵害，保证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能力永不退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仔细回顾一下党的艰难、曲折、光辉的战斗历程，尤其是1921年至1976年，在这55年中，倘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和领航，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不可能的。透视当今的社会现实，剖析党内的某些阴暗面，更使人们深切地感悟到：只有不忘毛主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革命青春，也才能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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