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追逃

<br /><br /> （前言）热烈欢迎四团原副政委朱福田胜利归队，重发此文，并祝老领导健康、长寿，生活愉快！
    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试行部队不派干部到地方接兵，直截由地方人武部负责征集并送到部队，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部队为接兵与地方人武部的磨擦。这样虽然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支出成本，但兵员的质量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兵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更是参差不齐，这批兵到部队后绝大部分表现都很好，有很多后来都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还有的被提干，但极个别表现确实不敢恭维，四连新兵龚某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龚某系上海市静安区人，因从小娇生惯养，又在城市中长大，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锻炼，到部队后一时难以适应，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开始几天还能忍受，半个月后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在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跑回上海。那时的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全国统一编号。北京01、天津02、河北03、上海08……。龚逃出营房后只要见到08字头的汽车就拦，也不管它是什么车，招手即停，也不要钱，极为方便，尤其是当兵的拦车更是有求必应。连队开始只是把他当作一般的思想问题处理，认为新兵刚到部队一时难以适应也在所难免，过一段时间也许会好一些。所以，龚逃跑后连队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也没有过多的批评，尽可能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龚对部队训练、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产生恐惧和厌倦情绪，甚至连一天也不愿意在部队呆下去，在当兵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竟先后八次逃跑。而且每次逃跑被抓回来后，连队干部专门单独给他安排一个小家，派一个班的兵力日夜看守，吃饭送到他手上，上厕所有人跟踪，用体育的行话说叫贴身防守。连队干部战士戏称：“龚某享受着大军区司令员一级的待遇”。即使这样严密的防范措施也没有把他看住，春节过后不久，龚再次利用上厕所机会乘人不备第七次逃跑。连队发现后派多人追赶，在三天门附近将其逼进一间民房内无处可逃。正当大家上前准备将其带回连队时，龚突然从该房二楼平台跳下，至左小腿骨折，被送到九八医院住院治疗二月余。住院期间连队干部仍然不敢大意，派兵昼夜看守。当他的腿还没有完全治愈时，再次带伤第八次逃跑，极大的牵制连队干部的精力，严重影响部队训练和工作秩序。
      在龚某前几次逃跑时，此事一直是由保卫部门当思想问题处理，我们军务部门没有插手。团里也曾派人到上海退兵，上海有关部门均以思想问题，以教育为主和超过45天期限不能作退兵处理而拒绝。连队干部为此十分焦急不安，多次强烈要求在四连蹲点的副政委朱福田采取断然措施，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兵处理掉。
      三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朱副政委派人把我叫到四连，当面交待说：“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龚某当兵三个月已经八次逃跑，再不是一般的思想工作问题，性质已经变了，一定要把这个兵处理掉。第一，首先是把他找到，安全带回来；第二，退兵。不论什么办法，只要把这个兵退掉就行”。当日上午我带着四连的两个战士赶到上海，住在龚家附近的延安饭店，那时电话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为了工作方便，我向饭店申请了一部临时电话，搜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带领二名战士四出活动，普遍撒网，寻找龚某的行踪。
      首先，我来到静安区人武部，向他们通报情况请求支持，很快引起人武部的重视，指派兵员动员科副科长严某专门协助我工作。接着我和严副科长一道先后来到龚某家中，街道办事处，派出所、里弄居委会等基层单位，向他们说明情况，一旦发现龚的行踪请及时向我们报告。
    到龚家中后我才弄清龚的已父母年届七十，身体都不好，其父母对自已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痛心疾首，一再向我赔礼道歉，并告诉我说；“开始跑的几次还回家一下，以后部队派人找就干脆不回家了，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龚头上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在卢湾区城市收容站工作，二哥在静安区一个大型菜市场工作。均分家另过，平时也不回来。龚家住房很窄，老式木制结构板皮房，约20平方，把两张床、桌、椅等家具一摆几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一看这阵式，要指望两个老人来找儿子恐怕不现实。于是我就近找到其二哥单位，其二哥是上海市某大型菜场的采购员，那时是计划经济，上海市民的菜食供应全靠几个采购员在全国各地采购，工作异常繁忙，经常在外面出差，根本无力抽出时间来找他的弟弟，这一条线索又被否决了。我只好来到龚的大哥工作单位卢湾区城市收容站，向单位领导说明情况后，很快取得了支持，该单位负责人对其大哥说：“你从现在起什么工作都不要干了，协助部队同志找回你的弟弟就是上班”。一切部署完毕，有了上海各级组织和家属的协助，我对完成任务的信心更足了。
     这时其大哥对我说：“当初弟弟去当兵我是不赞成的，我知道他不是当兵的料，主要是吃不了那个苦，从小被父母娇惯，好逸恶劳，经常跟不三不四的人绞在一起，出入不健康的娱乐场所，贪图享受、跳舞、喝咖啡、吃吃喝喝等。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的领导都主张把他送到部队去，说这种人留在社会上是治安隐患，部队是大学校，是锻炼人、培养人、改造人的地方，或许能把他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就这样到了部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真的不幸叫我言中了”。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午10时许，突然接到辖区管段户籍的电话说：“静安区公安分局昨晚深夜抓了几个小流氓，其中有一个是当兵的，因涉嫌犯罪证据不足当场把他放了，你到分局看守所去问一下，这个当兵的是不是龚某”。我立即赶到静安公安分局，向分局领导说明情况后给了我两张提票，让我自已到看守所去提审，老实说我却步了。一是我那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根本不懂什么是提审，怎样提审？二是上海话还没有完全过关，当事人讲上海方言相当一部分听不懂。三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事情没办好不说，恐怕还有可能被搞砸了。当然如果是现在叫我去提审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了。我连忙向该领导表示，请一个内行帮我代劳，我可以参加旁听。该领导只好给我安排一个民警帮我提审。结果三个小流氓都证实，昨晚确实有个当兵的在一起，但不是龚某。刚刚有点线索又给中断了。
                               （二）
     在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深夜十一时许，先后接到静安区人武部、龚某大哥的电话，说龚已经回家了，我连忙率兵赶到龚家。为避免打草惊蛇，不敢贸然进家，只是把其大哥叫出来当面交待，让他在家中陪弟弟睡觉，表面上还要装作象完全没有事一样。再让两个战士通霄在门口站哨，把他堵在家里，不能让他再跑了。等天亮了后才能把他带回部队。
     当晚我给团长刘新龙打电话，报告龚已找到，请派小车来接我们。刘团长一听，气不打一处出说：“他那样的表现还想坐车，你们把他给我拖回来”！我连忙解释说：“团长，别说气话，说气话没有用，拖回来做不到，要面对现实，别说他还有小兄弟，就是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也走不出上海”。团长说：“没有车，你自已想办法”。
     团里既然不派车，我只好等天亮后花了90元钱到街上租了台小车。这90元钱在现在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还确实算是一笔巨款。同时也开创了团以下干部、战士坐出租车的先例，可以说有史以来四团包车的我是第一人。当时部队有文件规定，正团职以上才能坐出租车，否则，不予报销。
     为将龚安全带回部队，防止中途逃跑，龚大哥向我建议：“回单位借副手铐”，我当即表示同意。正准备将龚带走时，龚拒不配合，不穿衣服，又拉又扯，拳打脚踢。我只好命俩个战士用铐子把他铐起来，找床被子把龚一包，往汽车里一塞，然后让俩个战士分坐两边，把他夹在中间，他就是长翅膀也别想逃走。正准备起程时，龚父拖着孱弱的病体说：“等一下”。我还以为他父亲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父亲上来给了龚狠狠两个耳光，打得龚大气不敢出。老实说，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去拉，也是该打了。可见老人气得该有多很。
      当汽车进入黄芝山营区停在家属院大门口时，龚戴着手铐、披着被子、赤着双脚走下车时，很多干部战士在那里看热闹，团里几个首长也先后到来。有的赞扬，有的感动，还有的说“彭参谋工作有魄力，任务完成得不错”等等。保卫股股长熊耀勇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又是摇头，又是冷笑，对几个团首长说：“彭参谋的胆子也是够大的了，这是违反政策的呀”！他的意思是我不该动用手铐，用现在的话说叫“非法拘禁”。
    老实说对熊股长这一说法我是有想法的，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重，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说我不采取非常措施他又跑了怎么办？他的腿已经摔断过一次，如果中途再次跳车逃跑，那就不仅仅是摔断腿的问题，甚至付出牲命也是有可能的。一旦发生这种事我能摆脱干系吗？基于这种考虑我才同意用铐子，宁可受处分不敢拿战士的牲命开玩笑。好在团首长能够明察秋毫，并没有受熊股长左右，团长刘新龙在常委会议室当着我的面问龚大哥，“你的铐子是哪里来的”？龚哥回答说：“考虑到中途怕控制他不住，是我回单位借的，经彭参谋同意的”。团首长再也没有作声了，也未对我任何批评。
    朱副政委听说我回了，匆忙从连队赶来，当面夸奖我干得不错，“姜还是老的辣，劳苦功高”等等。还说：“你再辛苦一趟，就随这个车转去，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兵退掉，就算你为四团立了一大功”。当天下午我仍带着这两个战士回到上海。
次日上午我来到静安区人武部，与该部兵员动员科李、严两位科长商量退兵问题，无论怎么样做工作他们就是不同意。还堂而皇之的找了一大堆所谓理由：什么超过退兵期限呀，什么部队是大学校呀，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呀等等。我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没有错，部队确实是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但你也不要忘了，部队是战斗集团，肩负着时刻准备打仗的任务，不是收容所，不是劳改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去的，你们两个也看到了他的表现，这样的人能打仗吗”？说得两个科长哑口无言。其实他们还有个说不出的理由，如果说将龚某作不合格兵退回，这就等于对他们工作的否定，是用自已的巴掌打自已的脸，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在我一步一步的进逼下，每天缠着他们不松手，他们也感到很难办。最后，李科长被我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说：“这批兵的质量确实不好，不仅是我们区，其它区也有，一星期前北京部队在卢湾区处理了一个，是按除名的方式处理的，你到卢湾区人武部去问一下，是否可以从中受点启示”。
     当天下午我赶到卢湾区人武部一问，他们回答确有其事。我问：“你作除名处理的法律依据呢”？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取出一本《兵员工作手册》指给我看，依据某某文件、某某规定，哪一条，哪一款。我不看倒还不打紧，一看半天合不拢嘴，这才如梦初醒。这部《兵员工作手册》我也有一本，上级发下多年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抽屉里放着的，平时也看了好多次，但没有把这本手册的内容吃透，以致跑了不少冤枉路。为这事还专门电话请示过师军务科、军军务处，他们也没有个明确的答复，说明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工作手册精神吃透。
     当天下午我又来到龚某辖区街道办事处，向民政办主任试探性的说：“有一个入伍时间不长的新兵表现如何如何不好，我们部队决定将他作除名处理，明天下午二点钟送来，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他说：“可以，没问题，我也是当兵出身，是从部队正连职转业下来的，我懂得部队的规定”。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后，我立即给团里打电话，怕其他人办不好，指名叫副参谋长张少清接电话，将事情应当如何如何做交待得清清楚楚。张副参谋长连夜组织有关人员制作除名决定书，将一切相关的法律手续准备完毕后，第二天由四连副连长黄成运带着龚某及相关手续来到上海，当天下午在街道办事处顺利办理了交接手续，我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完成了任务。
     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后，我立即给黄副连长交待，“马上回去，不要在上海逗留”。我自已则很快退出延安饭店，消失在人海之中，主要是担心当事人和街道办事处反悔、扯皮。跑到闸北区住了一夜，于次日上午回到营房。
     这件事成功解决以后，全团上下普遍对我反应很好，尤其是在别人做不了的情况下，我做到了。连同前些时处理的几起交通肇事，都很圆满，加上多年来四团的交通肇事基本上都是我负责经手处理的，给予较高评价，以致于一些机关干部私下议论说：“谁说老彭不想干，他在暗暗的干，他最近负责处理的几件事相当有水平，不服气不行，这才真正体现他的价值。朱副政委也食言了，他并没有给我立功。

我见过几个开小差的兵。一个是黄陂兵，在新兵连吃不饱，受不了苦和累，跑回家了。部队通知县武装部，县通知公社，公社责成大队民兵连长送回部队。还有一个是军侦听队要上前线，一个侦听员出发前逃跑了，典型的临阵脱逃。部队通报给地方，地方公安部门把他押送到部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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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能是六十年代的处理方式，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行了，地方武装部能有那么听话？即使派专人去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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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参谋说的这事当时在四团影响很大。记得团里还在军人服务社门前召开大会，宣布处理决定。这名战士好象姓贡，名字也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五连四排也有一名姓张的上海兵，也经常跑不见。但每次都在营区附近被找来，弄得连干部很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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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参谋说的这事当时在四团影响很大。记得团里还在军人服务社门前召开大会，宣布处理决定。这名战士好象姓贡，名字也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五连四排也有一名姓张的上海兵，也经常跑不见。但每次都在营区附近被找来，弄得连干部很头疼。

军中札记（19）我做错了没有？
已有 96 次阅读  2010-04-25 22:00   标签:  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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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札记（19）我做错了没有？
   1980年，全国征兵工作在部分省市实行接兵制度改革，变过去部队到地方接兵为地方送兵到部队，上海就是试点之一，由于存在一定的弊端，后来好像就没有推广。因此这批兵虽然大部分素质还不错，但有些也有一定的问题。
   80年我从南通接兵回来后调到三机连任指导员，在五六月份我发现一个吴**的上海新兵思想情绪很不稳定，流露出想回家的念头，如果真的不请假走了，那可是逃兵，是连队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了解此问题后，不敢大意，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他临时放在连部工作，配合通讯员发发报纸，一方面工作轻松一些，一方面便于做他的工作，并向连部的人员进行了交待要注意观察他的动向，不要歧视他。刚到连部的一段时间其情绪还可以，也为这事操了不少心。
    但人是活的，我们又不能采取过激的做法，只能做一些防范措施。当时湖州的公共汽车直接在我们营房的军人服务社有一个站，主要是方便部队人员外出，一天上午就在吴**去军人服务社的几分钟时间里竟然坐公共汽车去了湖州，当我们发现赶到湖州时人已去了上海。这下子可急坏了我们连队干部，当时有说直接去上海的，我静下来想了想，可以采取三种措施，一是派两个战士去上海把吴**接回来，但万一见不到人可能闹的动静很大，对其家庭和本人影响肯定不好，有的干部说就是要让他影响不好，给我们连队丢人。第二种办法就是给上海*区人武部发电报，让他们找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我认为可能比第一种方案影响更大。怎么才能缩小影响面又能使其回部队呢，而且是主动送回来呢？我想了一上午，突然看到连队的档案柜，“有了，就这样办！”。我让文书取出了吴**的档案袋，从档案里查到了其父母亲的单位，我写好了电报内容：“吴**是否已回家，如回，请速与我们联系”，写好后我让通讯员速到邮局发往上海。
     电报发走后，我还担心是否有效果，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要挨上级的批评了。因为这样虽然照顾到了这个战士的面子，但我担的风险就大了。谁知第二天下午我就得到了好消息，吴的父亲已和吴一道到了湖州，正往部队赶，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到汽车站那里去迎接，五点钟不到就见他们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我把他们领到了连部，吴的父亲反复向我们道歉，连夜赶回了湖州。这件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其他连队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上级不但没有批评我们，还对我们的做法进行了肯定。但后来我反思虽然在地方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但对其父母所在单位是否有影响呢？ 如果有，借此机会向其父母道个歉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战友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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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记忆基本上是准确的，这名战士姓龚，叫龚水强。

老毛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如果说用其他方式处理，不一是这么个结果。再说这位战士的家长还是很懂道理的，能够积极配合部队工作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看来对待战士要多一些关心爱护，少一点训斥批评。人是有感情的，得到尊重他也会尊重别人。

老哥说的非常正确。

实话实说  80年上海兵总体素质是好的  主流是好的  但由于改变了征兵办法，确实有部分地方管不了的，有前科的被送到了部队  四团就有地方公安来部队带人的现象发生！！  但这只是及少数的现象！  也请上海战友不要在意！！

那个时后连队确有个别怕苦怕累闹思想问题的战士，像这多次跑囬家的兵确实少见，牵扯连队干部很大精力，现在部队可能有明确条例，像这样的兵按规定就处理了，不会费那么多事。

现在虽然有征兵法，也有很多具体细则法律解释，但由于享乐观念，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部队也受到一定成度的侵蚀，带兵的人经受不住考验，只要给钱，就政策放宽，什么优先录取，保证质量完全变成空话。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武汉市我还是知情的，以前带兵只有女兵走后门，塞砣子，现在男兵也兴塞砣子，谁的砣子大，谁的保险系数就大，这样的带兵方式能保证兵员质量吗？我看难！

老彭退兵，棋高一着；老毛找兵，方式正确；为了一个目标，达到良好效果。高！！！

我也是被逼上梁山，谢老哥鼓励！

回复 6# 毛海根
老毛;我记得81年11月也是三机连的连长,姓啥忘了.也是一位老连长,身体很结实的,带着通信员小宋,还有一位排长是广东的.带着我们虹口区30个新兵到四团的.现在很想念他们三位.因我爷爷是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如没有这三位放行,可能我这辈子当不了兵.
还有一事拜托老毛;何时能请你和联系上戴满圈一起来上海?望你帮我能圆上这个梦.

回复 16# 景冠梁
冠良 你好  你说三机连连长叫胡海燕 我们搭班子 现在在湖北  具体联系信息没有 但何幼鹏应该有办法联系上  上次我去武汉 时间仓促，没有联系上    广东排长好像叫梁甫仁？？吧  具体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啦   是对越反击战后从兄弟部队过来的！  网上朱均良不知道记不记起来？ 代满圈 在驻马店退休  你应该有他的电话吧！ 如果有机会到上海肯定拜访老弟  你在九连 离我们三机连很近，在郑州干休所惠占先在那里 我也在干休所安置老干部家属子女工作 83年一年时间  我们应该认识  但不很熟悉罢了

老毛：湖北的事为什么样不问彭半仙，您也太官僚了。胡海燕跟我是同乡，也是兄弟，我乎他一巴掌他不敢犟，否则，再乎一巴掌还找两脚。他跟黑皮（胡志刚）一个单位，现已退休，住武汉市汉阳区，如要联系，请找彭半仙。

戴满圈73年就是侦察科长，我转业后听说当了四团团长。胡海燕跟我是同乡，在汉阳。具体联系办法见消息道。

回复 19# 彭本炎


    告诉我胡汉三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