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黄芝山（五）

又回黄芝山

（五）

我们的车刚刚停下，从104国道下来一辆军车直奔营房而来。为了给军车让道，哨兵允许把车进入大门。老惠就把车开到大门里面停下，立马下车用电话联系团首长。

不一会，老惠的电话打通了。他告诉我们，团长到师里开会去了，只好又给政委打电话。不一会哨所的电话铃响了，哨兵给我们放行，老惠让我们上车直接到办公楼。

我们前行一会到了大操场角上，车右转下坡时，我突然想起了这里路边原来有一个收发室。这个收发室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分为前后两间。前面是收发报纸和信件的地方，后面有个很小的休息室和存放一些比较贵重的文件。

刚换防到黄芝山的时候，李国强曾经在收发室工作过短暂的时光，后来是柳善佳（湖北大悟人，1968年入伍）接替了国强，老柳身兼号长和收发两职。

就在老柳任收发期间，我经常到收发室。收发室有一个分发报纸和信件的柜子，团首长每个人有一格，上面著名1—8号，如果有相同职务的就在号前面加上姓以示区分。司政机关各个股也都有格子，直属单位和三个营及后勤都分开。面对如此之多的格子，老柳心中有数，分发书信时他看都不看就能随手扔入格子里面。那分发的速度如同机械作业一般，这可能就是熟能生巧的缘故吧！每天指定的时间，各单位的通信员会到收发室来取报纸、文件和书信。

部队战士邮寄的家书是要加盖邮戳的，否则地方邮递员不给投送。老柳盖邮戳的技术非同一般，他把一摞信封放在左手下面，一面用右手盖邮戳，一面用左手推移压着的信封，两只手配合默契，动作天衣无缝，盖邮戳的操作就像鸡啄米一样地快捷，旁边的人看得眼花缭乱。有一次我要求体验一下，帮他盖邮戳。俗话说得好：“看事容易做事难。”我拿着邮戳，感到无所适从，按照他的动作去做，却显得笨手笨脚，不得不把邮戳交给他去处理。

有一天，老柳告诉我二营号母（司号班长）史大科提出用无线电技术改革军号，改变司号的方式，变吹号为按键。并且告诉他已经制作出一个样号，各种号的调子可以发生，只是音量太小无法投入使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的无线电技术正是电子管向晶体管转换的时代。电子集成技术正在发展阶段，尚未投入普遍使用，即使是晶体管的收音机，其主要原件依然是二级管和三级管。许多家庭还是使用“红灯”“熊猫”等箱式电子管的收音机。小巧轻便的晶体管收音机，在社会上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在这种前提下，一个缺少专门电子技术的普通战士要想突破这项技术谈何容易。

我当时在司令部负责技术革新。于是，我就到二营找到史大科了解了他制作的过程。大科拿出他制作好的样品给我看。我佩服大科的创造精神，尽管他无线电专业知识有限，但是他的钻研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表示支持他的行动。随后我向张元弟股长作了汇报：如果这个项目获得成功，不仅可以减少吹号的训练难度，而且在战场上还可以减少司号员的伤亡。张股长听后，也支持这个革新项目。

为了突破无线军号的声音功放问题，经团首长批准，我带着大科到浙江大学求援。浙江大学领导对我们的革新也非常重视，指示机电分校负责配合解决。于是我们就住进了地处钱塘江畔，紧邻六合塔，隐身于森林之中的浙江大学机电分校招待所。分校的领导指派了一名资深的无线电教授负责指导我们调整试制方案，解决音量的放大的问题。当我们第一天晚饭后到这位教授家拜访时，教授正在看自己制作的、挂在墙上的9寸电视，画面跟小人书一样大小，我们觉得非常新奇。同时也增强我们向教授请教的信心。

我们虽然住进了花园式的校园，分校招待所并没有食堂，我们只好跟前学生一起就餐。当时我们部队生活水平也不高，但是学生食堂的蔬菜都是大锅炒出来的，除了一点盐的咸味外，没有任何调料的味道，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水煮盐伴。许多学生都是用煤油炉子煮鸡蛋改善生活。好在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咬咬牙也就坚持过去了。

经过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大科用了20多天时间的反复改进和测试，军号的声音音量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改善，音质也有所增强。但是要达到实战中的要求依然有相当的距离。经过教授的鉴定后认定，在当时我国无线水平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于是，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了。

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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