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彭本炎 于 2014-6-8 19:47 编辑
千里拉练达 （一）
1970年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很多战友习惯称之为两个月，时间从当年12月1日算起，因为这是毛主席亲自规定的时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提法在宏观上讲是可以的，但具体落实到我们二师头上就不对了，它既不是两个月，又不能从12月1日算起。我看了《情系八一》周增恩、冀树青、陈秀云等战友回忆这次拉练的文章，但都没对拉练的开始时间和返回时间作以明确的记述，且四团和师直机关及各团确有不同之处。为什么说不能从12月1日算起呢？其理由：1、时间来不及。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是1970年11月24日发出的，离12月1日不足一星期，况且毛主席的批示有个传达贯彻过程，等一级级的传达下来必然花费一段时间；2、程序来不及。数万人的大部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事先要制定行动计划、方案并逐级上报，待有关决策部门批准下来也必然有个过程；3、部队赶不及。四团于1970年11月30日前才从支左前线撤回来，（其它几个团何时回商丘不清楚），连家都没安好怎么能马上投入野营拉练呢？更何况部队几年不在家。据我个人掌握的资料记载：我们二师这次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开始时间为：1970年12月20日，返回商丘营房时间为：1971年2月9日下午（农历正月十四），历时51天（71年元月为31天）。
在参训队学习期间，我师已于12月20日上午按照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精神从商丘营房出发，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沿河南柘城、淮阳、周口方向开进。到我们学习快要结业时，在路上已走了20多天，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河南省项城县境内。军首长决定：二师的参训学员不要回商丘，直接到野营拉练途中赶队。元月10日下午，军参训队用汽车直接把我们送到周口军分区，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夜。周口军分区有40余人在军参训队代训，由作训科周科长带队，与我们是同班同学。这次有幸作他们的客人，在那里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次日上午，我们二师全体学员在师通信科丁参谋（64年入伍，河南遂平县人）的带领下，背着背包从周口出发，步行40余里到达项城。找到团司令部所在地。参谋长董建华当即决定，四团的五名学员除冯冬安留炮兵股外，其余4人（乐新民、胡志刚、张兴国和我）仍回各连队。午饭后我于下午二时来到四连所在地，项城县城关公社第四大队，正式参加了冬季长途野营拉练。
项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周初为项子国，鲁僖公17年夏鲁国灭掉项子国，从此国名取消。战国时期楚平鲁改属楚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项县、属颖川郡管辖。南北朝改项县为项城，隋朝统一中国后确定为项城县。北洋军阀时期项城因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故乡而更加提高了知名度。项城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代名词（即：袁项城）。一心想做皇帝美梦的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只做了三个月的所谓“总统”就去世了。其实袁世凯并不喜欢项城，据说袁的母亲原系袁父 的丫环，被袁父收为第四房姨太，袁母去世时其大哥不准上祖坟，说是庶出、不合礼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小老婆不够资格上祖坟。袁无奈只得改葬天津，从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项城。
当我背着背包回到连队时，全连干部战士都在睡觉没有起床。一问才知道部队已经行程400余里，师、团首长可能考虑到部队外出拉练有个适应过程，前10天每走两天歇三天，每天行军大概50多里路，行军速度也不快，基本上是边走边训练。后10天逐步上量，最多一天也不过70华里，也不觉得特别累。战士们听到我说话的声音，纷纷起床围了过来问长问短。有战士告诉我说：“排长，你真走运，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够你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昨天部队白天行军走了70多里路，晚饭后团里又放了一场电影，大家以为晚上不会有什么行动，可以平平安安地睡个安稳觉。谁知刚躺下不到一个小时，团里突然紧急集合，把我们全部拉出去转了一通霄，事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由于天黑、视度不良，加上人地生疏，结果把路走错了，两次转回原地。本来只有30里路，最多也就3至4个小时，结果走了7个多小时，累得筋疲力尽。气得大家直骂娘。天快亮时大家横七竖八躺在路边休息，等着号房子，师参谋长刘积林坐着小车过来，看到路上到处躺着人根本过不去，让司机不停地呜喇叭，战士们都当作没听着似的，故意不让。刘参谋长没法，只好放下肥大身躯的架子，下车亲自向战士们说好话、赔小情。说：“同志们啦，你们行了一晚上军，我知道你们很辛苦，请让我过去好吧”。战士们也懒得起来，就地一滚让出一条路。我说：“你们既然知道是首长，也该尊重一点”。他们说：“也怪他自已点子低，昨晚把路走错了，我们有气正没地方出，叫他给碰上了。那些瞎参谋、烂干事他没管好，我们不找他出找哪个出”。看来战士的话也有道理。
连长王殿基听说我回来了，连忙找我谈话。仍让我回三排工作，原来排里有个排长，因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一直抬不起头来，工作缩手缩脚，不敢大胆管理。言明以我为主，该排长协助我工作。
在项城住训一星期后，继续由沈丘、新蔡、潢川方向开进。每走三天住训两天，经过一段时间的拉练锻炼，我们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尽管每天身背数十斤的负荷量，却并不感到很累。由于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精神，沿途的老百姓拥军工作都做得很好，每到一地那里的老百姓都敲锣打鼓的欢迎，热情接待，吃、住、用的东西事先就安排好了，沿途还摆了很多开水桶。所以，部队每次宿营都很顺利，一个小时可以吃上饭，有开水烫脚。那里的老人都说：还是解放前看见过刘、邓大军的，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部队，看到解放军来这里都感到格外感到亲切。
（二）
部队到达新蔡县包信集附近，在那里住训了两天。一天凌晨三时许，突然吹紧急集合号，要求打背包、带武器、紧急集合、片纸不留。当我带领全排到指定地点一看，数十台解放牌汽车停在村庄附近的马路边，摆成长长的一串，汽车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间格外明亮，足有两公里长。远远看去团首长每人拿着一支手电筒围着一张地图在那里指指点点。连长让我们立即登车，每个排坐一辆。当地老百姓听到部队吹紧急集合号，以为部队要走，连忙起床敲锣打鼓地欢送。凌晨四时许汽车才开动，把我们拉到周口附近公路边下车。营长张邦录喊了一声“跟我来”！就不停的在前面跑，我们全营干部战士也稀里糊涂的跟着在他后面跑，到底是干什么？不清楚。跑了约三至四里路的样子，到了一大片约数十亩麦地旁边，麦苗有10多公分高。营长发令：“全都趴在麦地里，不准说话、不准起来、更不准走动”。连吃饭都是炊事班送到地里，吃完后又接着趴下，全营干部战士就象鸭子抱儿一样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简直跟朝鲜战场上的邱少云差不多。直到下午三点钟才起来，仍然坐汽车返回到出发时的地方。这一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整个行动除了营长发了那几句指令外，连长是一句话都没讲。我身为排长也没有接到直接上司的任何指令，一直是稀里糊涂的。这听起来好象有点天方夜潭，但确确实实是真的。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也许大家不会相信，说我吹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可能是汽车装载训练预演。
部队到达潢川后，上级决定在那里住训，不再往前走了。如果再往前走就到湖北了。据说原计划最终目的地就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到那里去参观林彪故居，学习林副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这一计划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毛主席察觉林彪有野心，妄图篡党夺权。毛主席的《一一、二四批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潢川住训一星期后开始往回返，沿息县、正阳方向开进。每天90里路，连续走了3天，到达正阳后在那里停了一天。次日凌晨三时许，连里突然吹紧急集合号，我带着全排战士全付武装到达指定地点后，数十辆汽车早已停在路边等着，连长命令我们立即登车，仍是每个排一辆，刚上车不久汽车就出发了。因为这次行动太突然，满以为在这里可能住两天，搞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炊事班前一天买的米面、蔬菜都来不及带走，只好送给当地老百姓。
汽车沿汝南、上蔡、周口、西华、扶沟公路之线开进，上午10时许到达通许县城，在那里下了车，行程460余里。尽管汽车沿途颠簸，坐在车上憋的浑身难受，一路上扬起的灰尘弄得我们满身满脸都是，但战士们都毫无怨言，这段路如果不是乘车，仅靠两条腿步行，少说也要走半个月。那真不知要吃多少苦头，受多少罪。
从第二天起每天以90里路的行程开进，连续走了三天，中途还不时参插一些急行军、强行军，打飞机、打空降等战术演习。于元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下午5时许到达开封农场沙牛岗附近的一个回民庄宿营。由于这三天路程远、强度大、负荷量重，又搞了一些战术演习，战士们走得非常吃力，到达宿营地后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我们宿营的地方是一个独立家屋，距回民庄约300米远，房子一大间、一小间、长方形，大间约80余平方，小间约20余平方，砖木结构老式平房，与部队的礼堂相似，只是没有部队那样高、那样大、那样好。在我们到达之前，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两间房里各堆了一堆麦草，小房中间还放了一副棺材，我让三个步兵班住大间，我和机枪班住小间。把棺材往旁边一顺，麦草往地下一铺，背包解开、吃罢晚饭就睡觉，算是安了家。
（三）——太平间里过春节
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习惯把春节看得很重，讲究合家团圆，万象更新，一年一度，普天同庆。尤其是那些外出谋生的游子，哪怕远隔万水千山，也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往家赶，为的是吃那顿团年饭，一家人热热闹闹欢度新春。近年来国家放长假，民间玩狮子、划龙船、踩高跷等，都是为了过一个称心如意的新春佳节。作为军人对春节和家庭这两个概念都不是很浓，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先国家，后小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整天围着战士转。1971年春节，我们二师除少数留守人员外，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是在野营拉练路上过的。我和全排同志的春节不仅是野营拉练路上过的，而且还是在太平间里过的，在那里住了10多天。
在到达开封农场的当晚，连长通知我明早六时起床，六点半吃饭，然而后去开封化肥厂洗澡。部队自外出拉练以来，已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每天行军、训练强度又大，身上的汗从来就没有干过，总是汗渣渣的，满身的污垢清晰可见，个别战士身上还长了虱子。野营途中想洗澡而没有条件，在老百姓家中洗澡纪律不允许，在野外洗澡天气寒冷身体抵不住，大多数时间只是用热水毛巾抹一下。因为这年农历腊月只有二十九、没有三十，俗称“溜头年”。按照习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就是除夕，是吃“团年饭”、合家团聚的日子。连长担心过年去洗澡怕战士们有想法，特地征求大家的意见，一致同意到开封化肥厂洗澡。
开封化肥厂距农场驻地45里路，次日早上七时许我们背着挂包、换洗衣服步行到化肥厂，因为我们在那里曾经支左八个月，熟门熟路熟关系，化肥厂对部队非常热情、支持，特地腾出时间让我们先洗，全连干部战士真是过够了足瘾，足足泡了一个多小时，每人少说洗掉半斤。中午在街上吃了饭，返回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为了洗次澡我们在全国人民吃年饭这一天来回走了90里路，这还是从地图上算的，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在洗澡回来的当天晚上，连长当面对我讲：“明天是大年初一，按河南的风俗应该吃饺子，炊事班已经把饺子馅调好了，你让各班今晚就把饺子馅和面粉领回去，明早各班自包自吃；这里过年生活单调，条件艰苦，俗话说人逢佳节倍思亲，要防止战士们想家，要想办法稳住他们，不让他们到处乱跑。”第二天一早，连长又派通信员来告诉我说：“你们住的地方是回民庄，回民不吃猪肉，要注意民族政策，吃饺子必须到汉民庄去，不准到回民庄去”。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只好带着全排同志到汉民庄借锅借灶借工具，在那里吃完饺子后再回来。
回族人之所以不吃猪肉，据说很早以前山中有一男弃婴被一头老母猪奶大，该弃婴知恩图报，把猪当作祖宗供奉，规定本族人不准吃猪肉，违犯者将受到严厉处罚。这样世代相传，一直形成现在种习惯。我在河南农村野营期间，曾多次见到过回民家中供奉着大肥猪的中堂画像，刚开始不甚明白，问当地老姓才知道。外族人吃猪肉虽不过多干涉，但表现明显不高兴，回族人外出就餐一般都到清真寺。
从大年初一开始放假三天，说是过年其实什么都没有，既无电影、电视可看，又无文艺节目，甚至连一张报纸、一付扑克牌都没有。当地老百姓过年也很冷清，没有任何文化风采，甚至连一挂鞭也没有听到过，那时老百姓一般都很穷，根本不象过年的样子。这时我才后悔昨天洗澡时没有在市区顺便带两副扑克牌、两斤瓜子。为防止战士们想家，我让各班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做游戏，只要稳住大家的情绪，不到处随便乱跑就行，我则美美地睡了三天。到了初三的下午，一个战士突然对我讲：“排长，我们这个家是个太平间。”我问：“你听谁说的？”回答说：“我刚才听庄子里小孩说的。”我抬头一看，一副大木棺材就放在小房的墙边，还是我让战士们从房中间抬过去的。经询问当地老百姓才得知，这栋房子确实是太平间。小房子是停尸、洗尸的地方，大房子是开追悼会的地方。回民的丧葬习惯跟我们汉人不同，回民实行土葬，不兴火葬，主张速葬、简葬。称尸体为埋体，夜亡晨埋、早亡午埋。回民的棺材跟汉民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汉民的棺材盖是活的，底和四周是固定的；而回民跟汉民正好相反，棺材底是活的，盖和四周是固定的。回民的棺材底实际上像块大铺板，棺材不是用来埋人的，只是用来停尸、洗尸、开追悼会的。埋人是用一丈三尺白布包裹后才下葬。用回民的话说；其葬礼叫着水（洗尸）、穿卡凡（用白布裹尸）站脚子（葬礼仪式）、入葬等。墓穴也是很讲究的，一般为南北向、长方形、土坑，头北、脚南、面西。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简单、最乏味、最难忘的新春佳节。
有些人对春节比较讲究，信迷信、讲禁忌、烧香磕头、求神拜佛，不允许说破口话等，为的是图个好吉利、避灾免难。我则不信这一套，一生不信迷信，不敬菩萨，破口话不离口，越是过年过节越不讲究。譬如：把看病说成“维修”，住院说成“大修”，睡觉说成“安息”。我至今保持军界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哪怕是大三十的春节晚会我也只看到九点半，就上床“安息”。72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我们连队几个排长相互开玩笑，一排长张超给我开“追悼会”，学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腔调，有模有样地给我致悼词，我一听：“呵呵，评价还蛮高的，真正到我熄火的时候有这个评价，足矣。”我今年活了61岁，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估计三、五年还死不了。可见求神拜佛，讲禁忌、说破口话与生死、灾难没有必然关系。
从正月初四开始下地干活，主要任务是改地造田。千百年来豫东地区受黄河灾害影响，盐碱重、土地贫脊，不长庄稼，老百姓异常贫穷，尤其是兰考、民权、野鸡岗那一带基本上是收不保种，除了种一季西瓜外，其它农作物均是绝收，为什么那时候河南人要饭的多就是这个原因。从1971年开始，开封市政府决定引黄河水灌淤，改良土壤，变害为利。因黄河水含有大量泥沙，每一尺深的水有近五寸深的泥沙。用黄河水灌淤改种水稻既能治风沙、盐碱（盐碱下墜）、改善环境，又能改良土壤、增产增收，一举多得。开封市政府拨出大约1000多亩土地，交给部队试种，取得经验后再大面积推广。
二天后71年入伍的那批新兵（含湖北、河南、广东）补充到老兵连队，来到开封农场。我在去新隆车站接兵的路上，意外碰到湖北老家大队书记的儿子周长河，碰巧被分到与我一个连队，在异省他乡突然见到一个家乡人，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正应了那句古话，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一问才知道全公社100多人，全都分在四团，光我一个大队（现已改为村）就有五人，除周长河外，胡幼安分到五连，蔡连发分到二机连，彭楚仁分到二炮连，刘华山分到七连。还有几个同学、儿时伙伴被分到其它连队。
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后，地里的活大体上差不多了，还有些没有干完。突然下了一场大雪，足有一尺多厚，地里根本没法干活，即使再等也不是三几天的事，团首长决定没干完的活不干了，留给农场自已解决，部队全部回去。这样全团干部战士顶风冒雪，由于冰天雪地，一步一滑、路不好走，300里路走了五天，于1971年2月9日（正月十四）下午3时许回到商邱营房，从而正式结束了第一次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历时51天，行程2600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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