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诗文》连载十四(作者:范二水)

重读洪立的诗


洪立的诗歌作品，散发着一股泥土芳香，文字简洁，朴实无华，语言生动，引人入胜。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之际，我重读了洪立的诗作《西北的男人与女人》。
洪立是灵武市新华桥人，写《西北的男人与女人》时，他才24岁。当年的小洪，如今已跨入了不惑之年。
毛泽东同志讲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洪立的诗再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我最爱读他的诗。15年前我为吴忠“草地诗社”的诗友写了题为《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稿，并着重向他们介绍了洪立的诗。现将《西北的男人与女人》摘录如下，与诗友们共赏。


不要把西北的男人装进酒瓶
不要把西北的女人贴成商标
西北的男人是六十五度
六十五度是一种力
能生发六点五级以上地震


读着这朴实无华的诗句，大西北男子汉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展现在人们面前。诗人笔下的西北男人就是这样顽强，正是因为黄土与黄河水才铸造了他们英雄的风骨。


西北的女人更是可爱。诗人写道 ：


西北的女人则是一朵金色的沙枣花
剽悍的风，烈性的太阳
萌发了她们高原色的种子
塑造了她们黄土的信念和希望
可她们还喜欢唱轻柔舒适的歌
一曲《五哥放羊》
一曲《走西口》
曾唱醉雄心的太阳
倾倒了大山一样的男人


西北的男人在一曲曲《五哥放羊》和《走西口》的温柔歌声中，被女人给“倾倒”了，变得“温柔了”，千方百计去“缠女人”。男人的“温柔”却被“沙枣花”般的女人给小看了。
西北男子汉用“火药”也未能“炸”开“女人的心”，反换来了个“扫兴”，西北的男人不甘“失败”。
诗人接着写道 ：


终于，有一天西北的男人把成绩炫在女人的眼里
女人们扭曲的目光
互相纠葛成悔意
而西北的男人一动不动
并以一万公尺的高度
挺立着孤傲
西北的男人用优异的“成绩”代替了“炸药”
终于“套”住了西北女人——沙枣花一般可爱的“心”


文学被人们称为“人学”，而“人学”贵在一个“真”。这个“真”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洪立的诗作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他塑造了催人向上、勇往直前的西北男人与女人的典型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了大西北这个典型环境中男人与女人的典型性格，深刻地反映了生活。毛泽东同志说:“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洪立在诗中把西北的男人与女人描写得活灵活现，读着他的诗犹如亲临其境。
西北女人们唱的“二月里刮春风，三妹子扎了一个红头绳……我问一声五哥亲不亲”的歌声，仿佛就萦绕在耳边。正当男人去“缠绕”女人们的时候，女人们大吼一声:“不喜欢男人女子气！”于是男人放弃了从女人那里学来的“温柔”，恢复了固有的“阳刚”之气。终于“男人的天晴了”。而西北的女人温柔地“撑开两扇多情的翅膀”去“亲吻男人的粗犷……”这是诗的高潮所在之处，再现了西北人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生活。这是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多么感人啊!足见诗人观察生活之细致。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翻开洪立的诗作《种豆姑娘》《守河的父亲》等，我被这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倾倒”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并号召我们:“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个论述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方向。让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进一步走向生活、走向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奉献给伟大的母亲——中国人民!


江南人，真正的、新的江南人
                                                 ——在何新南同志歌词作品研讨会上的贺词


记得1990年12月15日在肖川、张弛的歌词集研讨会上，我曾这样说过 ：“肖川、张弛的歌词集是开在宁夏山川里的两朵鲜花。”肖川、张弛同志非常勤奋，新南同志亦然。
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是“百花齐放”。肖川、张弛的歌词集出版后，何新南同志的歌词集又与大家见面了。这朵“鲜花”更是鲜艳芬芳。值此何新南同志歌词研讨会召开之际，我首先表示热烈祝贺，并代表银南地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向词家何新南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潘振声同志在为肖川的歌词集所作的序中说：“肖川本姓赵，而他的歌词不姓赵，不是孤芳独赏，不是自我独吟，她已为多家喜爱，万人同歌。”
今天，我这样评价何新南的歌词：词家本姓何，名字叫新南，其词不姓何，一个南字两相连。他出生在秀丽的江南，成长在塞上的江南。他常常在歌词中抒发对两个江南的热爱。他创作的歌唱遍了塞上江南，唱遍了祖国大地，回荡在祖国的山川。
何新南在他的《放蜂瑶》中歌颂放蜂人的时候写道：“放蜂人儿多快乐，伴随着蜜蜂走天涯……放蜂人儿为的啥？花儿蜜甜送万家。”
常言道：“人贵于勤，形成于思。”何新南同志犹如蜜蜂采花酿蜜一样，非常勤奋。人的天资固然有所不同，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秘诀。新南同志苦读不倦，扎根人民中间。我与他相识以来，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是：颇有王安石的精神，并有一颗为工农兵服务的火热的心。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新南同志有着王安石那种“发长忘修，脸脏忘洗，腹空忘食”的精神，同时，还有一种扎根人民间、奋发永向前的精神。正因如此，他才有今天的成就业绩。在歌词创作上，他言之有物，情真意切，动笔如飞，朴实动人。
1985年冬末，我首倡了向老山前线献歌的活动。何新南同志应银南曲家之邀，在一周内就创作了一组歌词《鲜花与军功章》。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的勤奋。还有一次是在1984年，他在吴忠师范讲学授课，提纲写得非常细致、整洁。他讲得极严肃而又认真。特别是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方法和经验时，非常生动感人。他的《鲜花与军功章》这组歌词，飞过了长江，响彻在前线，受到了“硬六连”的赞扬。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副主任颜金生、秘书长栗光祥等首长都过目了他的歌词。
他的歌词，宛如鲜花，朵朵清香，可以说是人民最爱，军民齐唱。论学历，何新南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虽然没有什么高文凭，然而他不怕吃苦，靠着自身的勤奋，终于通过了真正的创作实践“考试”，获得了“创作功”这张在大学里难以取得的文凭，我们称之为真才实学！乔羽同志赞扬说：“他不生于西北高原，但他长于西北高原。”这就是前面我说过的，生于秀丽江南，长在塞上江南，一个南字，两南相连。乔羽还说，歌词《红柳》“是他的宣言”。正如何新南在《红柳》中所写：“我是一棵红柳/生长在金色的沙丘/根儿深深扎/春意满枝头/点缀绿洲是我的心愿/鸟鸣枝头是我的追求/我的生命为何如此蓬勃/边疆的清泉在我心中奔流。”乔羽还说：“作为一个江南人，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秀丽江南，塞上江南，两个南字，犹如珍珠紧密相连。歌如其人，他与宁夏人民心连心，他在西北扎了根。这正是他所以能够荣立创作一等功的原因所在。
何新南同志由一个秀丽的江南人，成了一个真正的、新的塞上江南人。11年前，在宁夏，我是第一个为何新南的《放蜂谣》写评论的，题目是《生活气息浓郁的抒情歌》。我写道：“《放蜂谣》是一首农村体裁的男声独唱歌曲。它抒发了‘伴着蜜蜂走天涯’的放蜂人的无比快乐之情。主题集中，意境深远，好唱好记，形象生动。唱着它，宛如那一望无边的田野，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到处都是油菜花、洋槐花、荞麦花。那成千上万的蜜蜂，唱着嗡嗡的歌儿，飞舞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后来我又为何新南作词、潘振声作曲的《提起咱宁夏心窝里美》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一首充满对故乡热爱的赞歌》。这首歌讴歌了人民对宁夏山川的赞美之情。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何新南的歌词之所以能写得生动、形象、深刻、动人，正是由于他能够脚踏实地深入生活。他的歌词反映了生活，歌颂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歌颂了改革开放，歌颂了人民大众。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新南同志在这个方向问题上是明确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让我们向何新南同志学习，坚持“二为”方向，始终站在人民方面。“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目标。
愿何新南同志，勤奋勤奋再勤奋，“花香蜜甜”献人民，扎根塞上不动摇，功勋上面加功勋！
                                                                                                     1992年5月25日于宁夏吴忠市


宛如畅饮“宁夏红”
                               ——喜读青年诗人杨森君的叙事诗


“有人砍倒了/一棵树/然后/骑在树身上/说/终于爬上这棵树了”（《成功者》）。“鸟飞过/留着天空/风刮过/留着山峦/果落下/留着树/泪掉下/留着眼睛”（《留着》）。这是青年诗人杨森君的两首诗。这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字数不多，短小精悍，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杨森君系宁夏灵武市人，生于1962年，198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我与他相识多年了，虽然交往不多，但他的诗却印在了我的心中。我最初读的是他的那首《马克思的椅子》（见宁夏《共产党人》）。此后，断断续续读了他的许多短诗，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蒲松龄》。短短18行，语言精练，通俗易懂，总结了蒲松龄的一生，给读者以深刻启迪。“……做官后/你必须坐轿子/坐轿子腿就变细/细腿走不得泥巴路/不走泥巴路/就没有你老蒲/不走泥巴路/老蒲你就成不了名人/我说蒲老先生/你的命真好/穷得富有/苦得著名。”这是多么好的诗啊！
台湾著名诗人罗门在为杨森君的第一部诗集《梦是唯一的行李》写的序言中说：“他的诗，都很短，但意味深长，读起来只一点点，但一点就通，一通就悟，诗与生命便一同走进暗示的无限世界。”这一评价十分准确。
我虽然是个音乐工作者，但自幼酷爱文学，特别是诗歌。儿时，我最爱的是解放区人民大众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火热生活的“墙头诗”，参军后又喜欢上了文学剧本，还喜欢阅读鲁迅的《药》《好的故事》，还有孙犁、郭光的《相片》《秘密列车》《哭一多》《忆郭小川》等小说与散文。由于我是一个兵，所以更爱读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19兵团著名诗人张志民的《死不着》，田间的《石不烂赶车》以及与我共同战斗在西北战场上的作家李株的《这样的战士》，还有我的队长、作家刘伍的《扎木登》等散文。这些诗文都曾伴我成长，令我终生难忘。     
有人说，“读小说、散文是吃饭，读诗则是饮酒。”对于文学作品，我是既“吃饭”亦“饮酒”。唐代大诗人李白“酒后诗百篇”，饮酒出好诗。好诗即“好酒”。大凡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犹如美酒那样，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河北衡水老白干、宁夏香山酒业的“宁夏红”等，味道各异。杨森君的诗亦然。他立足现实生活，注重对人物的描写。他的诗颇具生活情趣，其艺术风格和特点，可用“纯真，朴实，自然，甜美”八个字高度概括。正因如此，他的诗才引人入胜。在宁夏，在吴忠，在灵武，杨森君算得上一个多产的青年诗人。除著有诗集外，散见于杂志《诗刊》与各地报刊上的诗作层出不穷。
近读2002年第9期《人民文学·诗歌特大号》，令人异常欣喜。该期共刊发诗歌215首，我都做了阅读笔记。尤其是李令群的《刘胡兰》别具一格，读过后感人肺腑，既入脑，又入心。这位出手不凡的诗人，令人钦佩。与此同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宁夏灵武籍诗人杨森君的《客厅里的孩子》与组诗《陈述》。这是目前他笔下的第一首长诗。这首长诗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情真意切，读来令人感奋，犹如亲临其境。
毛泽东同志讲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杨森君的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热爱生活，而且善于观察生活。他研究生活中的一切人与事，并通过自己的诗作，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他的诗才能打动人心，令人感奋。这就是杨森君诗作的成功之处。《客厅里的孩子》共36行，全诗分4节，属短诗之列，但主题突出，层次分明。诗人一开头便写道：“我的孩子还小/他的世界里只有玩具/雪饼/奶酪/和一只布娃娃/他用积木在地板上摆房子/摆好了/再模仿电视里的枪炮声/把它摧毁/他又开始玩下一个游戏/我听见他说话/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杨傲。”诗的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就是这样精纯的文字，却把一个天真活泼聪慧的孩子——杨傲,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接着诗人开始了第二节的描述：“我在书房写作/他在客厅自言自语/怎么听都好像还有另一个孩子在陪他玩/他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整个晚上/他一刻未闲/他用彩笔画了一只大老虎想吓唬我/悄悄地溜到书房/扔到我的书桌上又跑进客厅。”诗人在这里，把一个多思、聪明、伶俐、敏捷的孩子，刻画得自然、形象、生动而真实。这生活般的诗句，把杨傲在客厅里画虎的动作和把“大老虎”扔到他爸爸书桌上的举止，再现给广大读者了。这是多么真实、生动的场景啊。
看：“一会儿/孩子从客厅跑过来/兴奋地向我报告/他说,爸爸,我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像干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真为孩子高兴/我把玻璃碴扫掉/又给了他另一样东西让他继续玩。”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了诗人的笔触是多么的细腻。孩子打碎了一只杯子,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反而“真为孩子高兴”。父亲一面分享着孩子的兴奋与快活,一面“把玻璃碴扫掉”,又给他另一样东西让他“继续玩”。这种新型的教子之法,较之训斥、打骂孩子的传统办法文明多了，既不伤孩子的自尊心,又使孩子体会到了父亲的宽容。《客厅里的孩子》,可以说是一首完美的叙事诗,同时又是一幅引人入胜的“父子亲情图”。这一节是全诗的高潮。
诗人在诗的结尾写道：“我从不告诉孩子/妈妈去了哪里/他偶尔会想起妈妈，把我当成妈妈/比如刚才，他又喊错了/他轻轻推开我书房的门/说：妈妈，我饿了/我这才想起/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到现在/我只顾忙我的事了。”这是一个十分完满的结尾。诗人用普通的、毫不夸张的生活语言留给了读者进一步的联想与思考。不必赘述，一个做了父亲的诗人、知识分子,面对“轻轻推开”他房门的孩子,在妈妈不在家的情况下,自然承担起了一个母亲的崇高职责，为孩子搞上一顿爱吃的美餐。从这个意义上讲,孩子呼父为妈不算“错”，而是呼对了。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在诗人与孩子身上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毛泽东指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杨森君能写出《客厅里的孩子》这样的好诗，正是现实生活在诗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据我所知，宁夏的青年诗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诗作寥寥无几，杨森君尚属第一人。他为宁夏、为吴忠、为灵武人民特别是文学界争了光。
《人民文学》同期还刊发了杨森君的组诗《陈述》，其中《秘密》独具匠心，顺便引出 ：“我来自雨后的大街上/我在人群中看见/一个怀抱鲜花的人/但她不认识我/我穿过了许多条街/又遇到那个怀抱鲜花的人/她还是不认识我/这不能怪她/她要见的是另外一个人。”字里行间足见诗人对生活中的人和事观察得多么细致入微。
总之,读杨森君的诗令人欣慰，宛如畅饮“宁夏红”。记得16年前,“断了奶”的银南文联主办的《文苑》杂志被迫停刊，银南地区许多文学新人深感没什么“奔头”了。我作为文联主席,用亲身经历鼓励大家：“我在部队就发表作品,来宁夏后,没有什么《文苑》照样发表作品。今天有《朔方》《宁夏日报》副刊,只要大家立足宁夏,面向全国,银南作家、诗人仍可以健康成长。”已过多年,银南的郭兴、季栋梁、洪立、王慧、曹雪彬等人，不都成了有作为的诗人、作家了。杨森君率先把自己的诗作“打”向了全国。读着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诗作，我在学习笔记上写下了读后感：“小杨成熟了。”愿杨森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期待着再“饮”青年诗人的“宁夏红”“白兰地”和“人头马”！
                   2002年9月6日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