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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谈笑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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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国 发表于 2022-8-3 16:5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18”之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逐渐失控,前景堪虞。几乎一夜之间,冒出无数红卫兵,任何人只要黄军装一穿,红袖章一戴,几乎无人敢问真假,而且由于得到“上边”支持,有恃无恐,谁也不敢惹,大家争出风头,像在进行“左的比赛”。人一多,必然良莠不齐,常言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些人挟大胜之威,觉得光唱文戏已不过瘾,唱念作打一时俱来,非演一出“打全堂”不可。也正是此时开始出现“新事物”——抄家。打、砸之风也日甚一日,剃“阴阳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唱“牛鬼蛇神嚎丧歌”等亦此时之发明。
       此风之能大炽于天下,自有其左的渊源可循,但在当时,仍觉十分突兀,有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大约当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屋中闲坐,忽有小孩儿来报,说史家胡同抄了好几家。此我头一次听到“抄家”二字。由于好奇,即与几个小孩儿前去打探(其时院中大孩儿因再无可辩之论,已经散伙各归其校,只剩我们几个大孩在家“赋闲”,处于“半退休”状态)。进得一户人家,只见不知哪儿的一群学生正在屋中翻箱倒柜,其中甚至有小学的小孩。一人拿来一铁盒,问女主人“里边什么?”,女主人说不知何物,打开一看,全是“袁大头”,遂加一条罪状。最后几人按住女主人,不由分说,便剃阴阳头。我有心劝阻,但又不认识这伙人,想想劝也无用,终于没有勇气开口。待出得门来,只觉内心茫然不知所以,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心说虽说是“要武嘛”(主席语),但也应武戏文唱,对此类作法颇不以为然,于是也只得以“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火行为也在所难免”聊以自慰。谁想这一切还不过是个开场。稍晚,一些“后起之秀”反而变本加利,不问青红皂白但以“棒喝党”自命,到处树敌以自重。
正所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文革、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尽管十分红火,但究竟喜耶,忧耶?竟至不可问矣。

“时势”造出的“佳人”
       此阶段想来有一“景观”,为当时所仅见,不可不记:一些着军装,扎武装带的初中小女孩,学着男孩儿的样儿(此当时之时尚,不过即是“学”,就难免邯郸学步,搞得过分),终日挥舞皮带,哑嗓红眼,国骂“塔玛地”不离口,专以出口成“脏”为时髦,还真有一股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想来现今颇有阴盛阳衰之说,此必为其发端也。记得本司胡同,就住有这么一位小小姐(现在应叫小MM),看得出,她很想入伙随我院众人一起行动,又不好意思说,于是终日高呼粗口,想以此“寻其友声”。一次亲耳听到由她的莺唇中冒出一句“×你们全家户口本儿”,闻者皆挤眼、咋舌、诡笑,也不知她从哪儿学来的。半年一年后在我院传达室再见她时,已然又变回一羞人答答、莺声呖呖的文静小姑娘矣,当时众皆称奇,议论纷纷。可见时势造人,以至于斯。此事倒使人想起一句老话:“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以喻物各有所值。但在那个年代,则大谬不然。女孩们都是清一色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后来我当兵,一干部子弟看上了医院一女兵。一日,偷偷将一包礼物郑重“赠之”该女兵,该女打开层层包装一看,原是一手榴弹拉火环,且附有一信,信上说,此环象征“暴力革命”,今作为爱情信物相赠,望查收,愿我俩如何如何……按现时看法,简直不知所云。此事现录此,聊作笑料,以供谈助。
       经常听人说,那时人真傻。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现时人聪明吗?他们的确想明白了很多事(很多不是他们自己“整”的,而是别人替他们整的),但不管怎么说,答案是别人告的也罢,自己想的也罢,他们是明白了。比如一个人,费力算一道难题,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结果——此题无解。而另一人不费力由人告之这一结果,反而笑前者傻,费那么大劲干一件最终被证明无价值、或其唯一价值即是知道其为无价值的事。现在的学生都干些什么?不是读死书,就是捧歌星,上网游戏……我们那个年代,14、5岁即通读毛选、鲁迅全集,即干“革命”工作。现在不用说14、5岁,即使24、5岁,又怎样?总之,感觉是那个年代是聪明的傻,而现在是傻的聪明。

五号院儿的,怎么着?
       言归正传。当年院中众人对“8·18”之后红卫兵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原本极不赞成,认为偏离了运动大方向,此风断不可长。我们当时认为,挟文革之声势,对长期不理睬有关机构调房要求,占据公家豪华住宅的“三反分子”调换住房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人民财产。但何以故可以乱砸乱抄乱打人?有道是上有好,下必甚,梢公多了会翻船。当时老东安市场内有一自封的所谓“红卫兵总部”,私设刑堂,终日别的不干,只抓他们认为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抓到之后,一路皮带打进,然后跪砖头铁管,更有当场死于杖下者。警察就在边上,不敢管,眼睁眼闭,只负责联系火葬厂拉尸车。这些人打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号,拉出一副“法力于我何有哉”的架式。我院孩子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感到即使这些人自认打的都是些该死的坏蛋,也不能如此手黑,而且这种作法已严重违反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十六条”精神,败坏了红卫兵的声誉,等于自毁形象。况且这伙人不知从何处冒出,凭什么僭称“总部”?战争年代,即使曾作生死之斗的俘虏还不能随意打杀呢,好汉不打落马人嘛!于是几人一商量,为一股责任感所趋使,斗胆前去交涉(似亦有热心运动的大人同行)。一进门,果见此地一如阎罗地府。地上跪一大排“地、富、反、坏”,多为老头老太,以头触地,有些已奄奄一息,据云“跪死算”。里屋一十四、五岁初中小孩,捋衣挽袖,抡圆一根大棒,正在痛打一老太,直打得棍子一层层剥落。我等目瞪口呆,待回过神儿来,冒被棍打伤之险将其拉开时,老太太声息全无,倒在血泊之中,怕是早已没气儿了。这革的是哪门子的命?无非是打人乐手而已。我们厉声质问这小子:谁给你权利这么干的?哪条政策允许你这么干?……这小子自知理亏,往地上干吐一口唾沫,一声不吭。我们随后找到其头目,对这种残杀立威伤人害命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批了一通。一开始,该人气势汹汹:你们是哪的?要干什么?我们头一昂,胸一挺,回答确也掷地有声:五号院的,怎么着?大概该头目也不知“五号院”里住着何方神圣(什么东西一以号码名世,往往了不得。比如“1号首长”、“8341部队”、“571工程”,更有汪伪特务机关“76号”),更兼我辈(记忆中主要是王××等,我不过敲敲边鼓去那个“帮腔的”)句句在理,他渐无脾气,只得表示虚心接受,我们也尽快退出这一是非之地,至于以后情况,只有天知了。
       当时参与抄家的,主要是中学生,以初中生为多,甚至还有满脸稚气的小学生,偶尔也有三、四十岁的大人。一次在一抄家现场,一群三、四十岁上着背心短衬,下着没膝大裤衩子机关工友打扮的人正在乱砸一通,屋里弄得一塌糊涂。院中升起一堆一人多高的熊熊大火,烧着主人家的小提琴、手风琴等物(名副其实的“焚琴”),主人被反剪双手,嘴叼其老婆的高跟鞋后跟,跪于大火前烤着,眼看就挺不住了。我试图温言劝止,正与一人理论,猛回头,忽见一大汉正在使其吃奶之力试图掀翻一座一人多高的大座钟,我赶紧上前一边用手抵住座钟,一边对那人大喝:这是国家财产,你砸它干吗?那人见我真火了,这才悻悻然嘟囔着离去。此时我们似乎倒成了逆潮流而动的螳臂挡车者,在抄家狂潮中,终于保住了一口钟,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收获。

“小儿福星”反被小儿耍
       当年胡同中有一名动半城的老中医,门悬匾,上书也不知哪个名人题的“小儿福星”几个大字。文革前,印象中四点天未亮,竟然有人排长队挂号求医问诊。最近翻李敖回忆录,知李之小姐姐,还是他治活的。文革中,传言他是“地主”,自然脱不了干系。只见街道上,今天有人贴大字报言这个地主“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害死一条人命,欠下人民一笔血债”,明天又有人贴大字报,言“又是一条人命,一笔血债”,此大恶霸地主又故意迫害红五类子弟,得的明明什么病,他非开什么什么药,结果来时还好好的,回家不久吃了他的药就完了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以后接连多少天,均有大字报贴出,最后好像一共四十几条人命,四十几笔血债,全胡同的人无不义愤填膺,于是此医遂有“周扒皮”的外号。他家的大匾被取下砸了,他们老两口更得每日黎明即起洒扫街道,记得一次一人问:为什么你扫马路的三分之二,你老婆扫三分之一?他老回答:我一顿吃仨窝头,她一顿吃一窝头。此一掌故当时是被当作笑话告诉我的,我当时即认为他是“爱妻模范”,真患难夫妻也,于是颇有所感。有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怕也不尽然。
       一次,见一群小小孩儿(小学生)围住他这个“小儿福星” “造反”(与其说造反,还不如说是捣乱寻开心),因为听说他专害贫下中农的孩子,所以胡同里孩子都恨他。小孩说他的“认罪书”写得不诚恳,一孩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蓝墨水,一边笑着一边从他头顶上慢慢洒下,墨水直流到他下半身,弄得满脸满身,还不许他擦,然后又用一瓶红墨水,如法炮制,其景象可想而知。众孩子皆欢腾大笑,一如马戏团中看马戏。我历来反对胡闹及打砸抢,认为“革命”就别胡闹,好好革,但此时见状,也不得不乐,现在想来,也是罪过罪过。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稍倾,众小孩中又有出主意的,叫他老两口用手互按对方鼻子,跳着脚对骂,老中医说:红小兵呀,我们年纪大了,跳不起来……于是让他们颠着脚互骂。一开始自然不会真骂,但小孩儿们不过瘾,遂叫他们加大力度,必须用脏字。不想骂着骂着,弄假成真了,他老婆真急了,骂道:你这老丫的,都因为他妈你,我们家才到这地步,我们也跟着你丫倒霉……你这老混蛋……老中医一开始还能忍耐,听着听着,也急了,回骂:你才老混蛋呢……二老面红耳赤,真急了。又有孩子叫他们互扇耳光。老中医自然一胡撸算了,不想他老婆真急了,回手时手很重,老中医也急了,重掌回击。我此时确也有些看不过去,只得出面制止:哎哎,算了算了。众孩子看二老真急了,也觉捉弄得过份,遂一哄而散。可叹“小儿福星”,被一帮“小儿”戏耍若此。
       很多恶行都是在假定受害人是恶人的前提下大行其道的,因对恶人施恶,通常在道义上不被认为是恶。记得文革前曾去农村参加地主斗争会“受教育”,小孩们在后台用小石子丢台上低头垂手挨斗的地主、地主婆,当时只觉这些人面目可憎,坏到家了,解放前不定残害了多少贫下中农,解放后还想变天……

别人的夸奖印象深——人性的弱点
       记得还有一黑五类的夫人正患肺癌,已到晚期,三天不抽胸腔里的积脓就要死,但此时北京各医院只要一听是“黑五类”或其家属,一律不给救治,死了活该。无奈,只好求我们想办法(其丈夫被他单位一伙人押至东安市场总部打了个半死,也是我们以“高血压,不禁打,要留活口交待问题”为名弄出来的,算是保命一条),我即又是写报告,又是写介绍信,可见生死操之寸管,真非虚言也!我还亲自陪她上北京医院,向大夫当面进言,为其说项,这才看在“小将”们面上,网开一面,给她抽脓。由于抄家,他们住的地方成了问题,老地方不许住,新地方又没有,难道露宿街头?又求我们想办法,这本非我们份内之事,但在当时形势下,谁会去管一个黑五类?也只得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到处代她磕头求人,算是帮人帮到底,谁教咱们天生一副悲天悯人的软心肠呢?有时一天下来,电话就打几十个,有关单位一听给黑五类找房子,无不嗤之以鼻,大骂我们吃饱了撑的,并怀疑我们的身份,究竟要干嘛,立场到哪去了?为谁说话,为谁办事?最后凭我辈三寸之舌,居然为这些本该进“牛棚”的人解决了一套单元楼房。我本想随她们去看看新房,但怕人说我立场有问题,终未敢去。
       记得某日晚,我与这一家人围坐屋内,我向该女士“汇报”一天来受托所办之事的进展情况,并递上一份我写的什么证明材料请她过目,看行不行。她看后转身对在座的几个子女说:你们看看人家“小沈同志”,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什么“文章”,不过一篇公文类“官样文章”罢了),出身又好,……总之,这也好,那也好,什么都好。我当时年纪虽小,也知道这不过是由于当时我对于她们太重要了,因此有意恭维我,讨我高兴,好办得更卖力气罢了,但仍然脸一热,不好意思起来。也许是人性弱点使然,对别人的夸奖(别人的骂也一样)总是印象特别深刻,我当然未能免俗,因此记得特别清楚,真是恍如昨日。
       当时的我们,只是感到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对厄运中人,有责任拉一把。但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作祟,还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宏扬?一方面,固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纠枉必须过正”,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也在怀疑,过激行为背后所揭示的深层次的“人性”问题,真的不会影响一个理想社会的建立?一时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看来,居风气中而卓然不惑者寡矣,难矣!
       多年后,又见到该女士的公子,他告我,该女士死前还曾念叨我,听此一言,我甚感动,一时为之语塞鼻酸。

玩票的红卫兵,抑或红卫兵玩票?
       现在想来,五号院的所谓“红卫兵”,纯属业余玩票性质。但却“出道”于早期“大辩论”阶段(七月中旬?),斯时红卫兵思潮风云乍起,尚未形成气候,还处于少数地位,因此大部分人在观望,等待上面的表态。我们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其中几位更是唱作俱佳,足堪一辩,因此一时似乎颇有些小名气。若干年后,遇一人,谈起文革遗事,他说,噢,想起来了,当年是听说有个什么“大院的”,可是你们?我说,“什么大院的”,恐怕只此一家。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个人在这类辩论中,其实并未起多大作用。我自小脸嫩,吹弹得破,人一多,必至口将言而嗫嚅,不知何所云然,因此只能在队伍中“起哄架秧子”,跟着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循“沉默是金,雄辩为银”的古训“玩深沉”,只以“大辩不言”四字解嘲。当然需要大家齐声呐喊时除外,此时当然义不容辞,要跟着喊两嗓子了,否则我算干嘛来了?
       破四旧,发传单,我们还算赶了个晚集。后来上面一支持,各路好汉突由各自洞府中杀向社会,辩论的“反方”自动消失,顿时没了对立面,我们这支靠“辩”起家的队伍也就只得曲终人散,更何况我们是反对后来的一系列过激举动的,此处兹不复述。
此时有一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外婆也被住家附近的红卫兵无故勒令离京返乡!我去车站送她,她神情黯然地问我:你们也是红卫兵?我当时十分尴尬,有一种“革命革到自家头上”的感觉,只有沉默以对。

“吃他娘,喝他娘”——革命吃饭两不误
       应该提及,当年五号院的“红卫兵”虽然称不上什么组织,但还真有些组织纪律性。某日(抄家之风初起时),院里一帮“红小兵”(小学生)去一黑帮大户家看热闹顺便“革命造反”,主人不在,这些小孩儿退出时恰好路过餐厅,只见桌上摆满鸡鸭果蔬等物,虽非水陆珍馐,但毕竟与院中食堂的“革命餐”不在一个档次,遂被馋虫扰得肚里鬼叫,有人提议,反正是黑帮家的,不义之财,取之怎的,不吃白不吃。不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吗?这帮孩子倒是命也革了,饭也吃了,革命吃饭两不误。只“一顿饭功夫”,风卷残云一般,桌上烧鸡等物统统祭了他们的“五脏庙”,很有几分李闯王“吃他娘,喝他娘”的革命豪气在。后院中大孩、大人得知此事,专门在大食堂开会批他们,这几个嘴急只顾大快朵颐的小老饕统统作了检讨,无奈吃进去的,吐是吐不出来了,于是只好赔钱,当然是家中大人掏腰包,等于家长掏钱让他们下了一趟馆子。

乞求入伙“革命”的阿Q——闷煞英雄
       前已述及,“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趋之者日众,已然是遍地开花了。一时间戴红箍、着军装的青少年,于街巷之中往来如鲫,有如集市庙会,其中既有烧香的,怕是也有拆庙的。其时我院之自发松散的“组织”,早被淹没于潮流之中,已无存在必要。显然,“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此其时也。且院中各人自有其学校,眼尖者早看出来,自己的前途只能在那里,再说大家相处日久,本是群龙无首,难免有些龃龉,于是有门路的,纷纷返校“参加运动”去也。而我与学校那些官星高照的“新贵”素无往来,又非摧眉折腰、掇臂捧屁之人,此时要求参加学校红卫兵组织,竟至不得其门而入,迟迟不予批准。想我等闯荡一时,依旧乾坤一布衣不说,最后自己反倒成了鲁迅笔下到“假洋鬼子”处乞求入伙“革命”的阿Q,真个让人啼笑皆非,可发一叹。我曾当面在学校叫住一红卫兵“大干部”,批其逆麟,指责他们搞“关门主义”,“拒广大革干、工农子弟于千里之外”,并十分书生气地亲手递上申请“条陈”及意见书各一份,此人小小年纪(不过15、6岁),已是一身僚气,很会“拿大”,他当面诺诺,一转身就置诸脑后,以“一人说了不算”,还要“再研究研究”之类一味敷衍,其作派一如现时某些办事衙门的摆臭脸,我等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真是“世态炎凉”,此我第一次尝此人生况味。想我等“革干”、“革军”子弟尚且如此,广大工农子弟更无论矣。而出身不好的,此时只能噤若寒蝉,但图自保而已。我们几人,等得不耐烦,不得已,一气之下入了后来的二流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俗称“思想兵儿”,以区别于“老兵儿”)。当时“红卫兵”三字前一加“毛泽东思想”几字,顿有杂牌军之意味,不大好听,尽管该组织的发展原则也十分保守,但尚收少数工农子弟,为一群不满“正牌”红卫兵(老兵儿)的人发起组织的。记得当时我们几人颇感不平,心想我等原乃堂堂“老兵儿”(老红卫兵),且为最老的一拨儿老兵儿,不想现在屈居此二流组织之中,让一些不伦不类的末流角色管着,真真是愁煞英雄,气煞英雄,闷煞英雄!因此学校也懒得再去,逐渐退化成清流派。及至“大串联”开始,干脆开张证明,一走了之。

除非喝高了,谁人还会提?
       此时的学校,有些事儿也着实离谱。
       红卫兵此时都忙着社会上的运动,对学校本身管理不屑一顾。况且学校不上课,还有多少事?学校的日常管理,不知落于一帮什么人手里(均是学生),印象中打溜须的人多,但出身必须要好。一次下乡劳动(66年9月上旬,老兵儿们不屑一去,去了觉得掉价;我们先是去了,一看不对头,没一个老兵儿,所以以“十·一”有任务为名溜之大吉),出身好的使快镰刀,出身不好的使钝的;出身好的可以买“机动粮”(定量之外的,换言之管饱),出身不好的不许买(换言之挨饿无疑);出身好的干轻活,出身不好的干重活;出身好的没人管,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干活成天耍也行,出身不好的有人管着。我们班主任也被整得够呛,在后来的一次“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让他在太阳底下晒,也不给水喝,大便拉不出……某日,在果园中发现有人啃过的苹果,认定有人搞破坏,于是头头们紧急开会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商讨“破案”之策。据说还精心测量了果上的牙印大小以备一个个对牙印。后来终于在一出身不好的同学正在“作案”时抓了个正着,好一通大会批,小会斗,定性为“阶级报复”。
        从此以后,班上同学之间,即以出身划线,泾渭分明。出身好的只与出身好的来往过话,反之也一样。直到去山西插队,都是出身好的一村,出身不好的一村。不过由于无论出身好坏,最后都得在地里“受”(山西农村方言,谓庄户人为“受苦人”,去地里干活谓之“受去吧!”),于是,不一年,二村同学之间芥蒂全消。
近年班上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当年主政的那位同学终于赴会。四十年前的往事,除非喝醉了酒,谁人还会提及?

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也是“一片红”
       六六年“十·一”,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外地红卫兵,我在东单至方巾巷一带当“标兵”,眼见面前外地“小将”们百多人一排列队快步向天安门进发。二小时后我们也随队尾来到天安门前,只见天安门上正中有一灰衣大个,又像主席又不像。人们议论纷纷,队伍迟疑地缓缓前进。突然,又一人出,向城楼下挥手,人们一眼就认出是毛主席,一时队伍大乱,已经走过的人纷纷往回跑,后面的向前拥,学生们高举“红宝书”拼命高呼口号,不少人激动得直哭,嗓子哑得都没声了,可还在喊!我当时倒十分冷静,一是我眼睛已不太好,看不真切;二是如前所述,对文革尽管仍然拥护,但已有些看法,热情已经减退不少,因此看了一会儿,即把口号、哭喊声留在身后,脱离队伍,独自离去……
       另一次游行也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游行,是插队前的六八年“十·一”,那年全国各省刚成立三结合的造反派联合革委会,美其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等百十号人遂也一身红打扮:头扎大红头巾,陕北扎法,前头打鬏,身着对襟红褂,下着丏裆红裤,即使在当年,也觉土得掉渣。打扮停当,自不免有人头巾扎歪,有人褂短裤长之类,实在不忍相看,有的人长得原本困难些个,此时竟如马戏团小丑一般,更添几分滑稽,大家着实为此互相逗趣了一番。
       我们的任务是“苦力地干活”,扛大标语牌。百十号人,扛着几个大字:热烈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原设计是毛体字,可彩排时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太小,遂将体积加大一倍,改为宋体字,但“扛大个儿”人还是这么多。这下可苦了我们,肩上陡地沉了许多,领头的号召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我们要从方巾巷直扛到西单,有时彩排一夜,要走好几个来回,肩膀也被磨破,不少人抬得龇牙咧嘴,真成了我们去农村前的“热身”了,及至“十·一”动真格儿的那天,因我排在最南头,前面红旗一打,遮天蔽日,不要说主席,连天安门都没看见……

流产的“夺印”斗争
       六六年九月间,有一事现在想来仍是令人喷饭,当可一记:院中一群史家胡同小学的小学生,运动中在中学生鞍前马后,也颇有些历练,但该小学“权柄”其时却牢牢握于老师之手,于是众小学生鸡一嘴、鸭一嘴地分析道:老师之有权,在于有“校革委会”之名;而其办事无往而不顺者,乃革委会大印一颗使然也。因此,可以开出一封封“革委会”介绍信,遂致无事不办。因此,结论为:欲夺其权,必先得其印;一印在手,内可号令全校,外则通达四方……于是,众小孩天天谋划于密室,欲开展“夺印斗争”,终于想出妙计一条:遂于某日晚翻墙入校,正欲潜入“革委会”办公室“夺印”(实际为“窃”),不想被一老师发现,臭骂一通,众小孩到底是小孩,吓得低眉束手不知所措,夺印政变遂告流产,革委会印把子仍岿然握于老师掌中。气得幕后策划的大孩子(中学生)跳脚直骂:你们这帮笨蛋,以后再不管你们的事了……

“我拿一个戴领章的,换你两个大放光的”
       文革初,毛主席像章刚刚开始出现,被视为希罕之物。一开始,不过一分钱硬币大小,为主席单色侧面像。后来逐渐出现穿军装带领章、背景有光芒的……,院中孩子间,遂开始了各种“像章”交易,其间颇有天生精于此道者。一天,院中外号“杨活宝”的一孩子找到我家,从怀中小心翼翼掏出一包,打开该包,又见一包;再打开该包,取一小盒,再由盒中取出几颗宝贝像章,作出一付轻易秘不示人的样子神秘兮兮且笑眯眯地说:我拿一个“带领章”的,换你两个“大放光”的……。我们暗笑这小子不懂“行情”,于是假意还价一番即成交了。他走后,我等正向旁人吹嘘,无意中用手一擦,“红领章”变成黄色,原来竟是他自己上的颜色,“买的不如卖的精”,我等大呼“上当”,气冲冲忙去找他算帐,他却嘻皮笑脸……想如今之假冒伪劣,盖源于此。
与像章有关的还有一事,十分好笑,亦可一记:院中一些小学低年级学生,文革中亦有他们自己的“运动”方式。他们不知怎么发现,电话号盘不要拨满,就会不知串线到什么地方。于是,一度有几位经常乐此不疲,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必与其油嘴滑舌“臭贫”对骂一番。当时院中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在前院传达室,一部在后山管理科。一次两人碰巧在两处同时干此勾当,贫着骂着,发觉不对劲儿,问:你是谁呀?反问:你是谁呀?!原来同是此道中人,串线串到一块儿去了。一次,对方是一女同志,柔声细气地说:小朋友啊,你们都是红小兵呀,这样做不好啦……你们要主席像章吗?我这儿好多呢,你们家住哪?我给你们送去!……该小孩一听有这等好事,也不贫了,也不骂了,遂将地址合盘托出,一心在大门口等像章。不一会,一辆吉普车嗄然停于门外,下来三、四个男女,问:刚才谁打的电话?众小孩均争先恐后伸手要像章,谁想来人把脸一沉:你们还想要像章?想的美!不送你们去派出所就不错!这几个小孩如梦方醒,顿时傻了眼。他们这会子才搞明白,想和大人们开玩笑,他们还嫩点,于是只得乖乖挨了一顿臭骂……

与“赵丹丹”通过话,牛吧?
       另一件可记之事,亦与传达室有关。那是文革后的七几年了,一日,我正与远景在传达室闲聊,看门的老周在接电话,与对方贫得正欢:什嘛?你是赵丹丹?我是谁?我是你周爷爷……远景问谁呀?老周答:黄寺儿的孩子,瞎捣乱。远景接过电话,咯咯乐着继续贫:什么,你是赵丹?我还是王心刚呢……但说着说着,远景的脸色有些变,我问:谁?他答:真是赵丹。赵丹在电话中问老周能演什么,远景答:能演土八路(周原为359旅老兵),赵又问,周神经有无毛病?因刚才他没听出是赵丹,贫得离谱。原来赵对电影学院出来的人不满意,想在民间找演员,不知院中哪位认识赵,说老周形象适合某角色,赵遂电话过来了解。赵又问对当前我国电影的看法,远景说这有一对什么都颇有看法的,遂把电话塞给了我,我毫无精神准备,面对大师支吾不得要领,正嗫嚅间,老白(后搬来的,已去世)听说是赵丹,遂一把抢过电话,说:啊,我们最爱看你演的什么什么啦,还有什么什么……话音未落,晨星来了,不由分说,夺过话筒,大侃一通他想演且能演电影,及阅历如何丰富……此时又一人抢去话筒,没两句,赵遂挂机了。
此后不几月,竟闻赵丹死讯,想他那时到北京,原本想筹拍一部什么片子,但后来,竟发现已病了……
       不管怎样,能与大师有只言片语往还,亦属三生有幸,时至今日,赵丹那亲切的话语,还在我耳畔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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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李晓侯 发表于 2022-8-4 00: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老沈,文革这段深有同感,说得也非常真实,一个五号院整个是各院的缩影,你有天地良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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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彭本炎 发表于 2022-8-4 10:07: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本炎 于 2022-8-4 10:09 编辑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叫吃饱饭撑的,瞎折腾。不象我们农村乡下人,肚子都没填饱,哪还有精力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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