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杂感（二）

《回乡偶书》杂感（二）
       那个时间我过的日子真是开心愉悦：每周有高规格的球赛，每月有“国家级”的文艺演出，父亲经常带着各种文体活动的票回家让我们去观看。
       那时的中小学生课外作业并不多，在校都可完成。我在小学、初中都是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小学二年级第一批入少先队，初中二年级加入共青团。生活是无忧无虑，如同《祖国的花朵》歌曲唱的那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的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潮涨潮落，是辽阔海洋的自然现象。我们步入社会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如戏。社会大幕拉开，如同演戏即有高潮也有低谷。正当我过着“乐不思蜀”的日子，谁曾料到一场“风暴”俏然而至，率先在上层建筑“文化领域”展开。“红卫兵”运动在北京的中学一下子点燃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参加“红卫兵”，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目的性，只认为自己根红苗正是“好汉”，不参加“红卫兵”是“混蛋”。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着绿军装，胳膊套上“红卫兵”袖章 ，在天安门首次检阅了“红卫兵”，我更有一种自豪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这批人都栽了。有许多问题让我难以接受：父亲他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军区党委首长的批准，报军委总部批准进京去文化部工作，怎么会是“结党营私”去夺权了？明明是组织行为，为什么说是“招降纳叛”？父亲一直在军队，到地方工作不到两年就被打倒？那些功勋卓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列入“群丑图”统统打倒让人匪夷所思，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贵”整天在那折腾，使我对这场运动思想上产生了怀疑，行动上有了抵触，对“四人帮”今天批这个明天整那个的作法进行抵制。学也上不成，在家成了“消遥派”。母亲带着小弟弟去了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全国掀起来“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我当知青去内蒙丰镇插队。大弟文浩去了当时的通县一家面粉厂当了工人，大妹文英去了内蒙兵团。一家人骨肉分离伯劳飞燕。

一顶大皮帽，老聂站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