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

　　颜金生将军是我２师战争年代的老政委，现转发一篇撰写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文革前夕转业文化部，又重回军队工作的文章。希望关心师史的战友们喜欢。



　　　　　　　　　　“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　　　　　　　　　　　
　　　　　　　　　　　　－－毛主席接见颜金生时对其调文化部工作的谈话　　

　　引言　　　　　　　　　　　　　　　　　　　　　　　　　　　　　　　　

　　１９６５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调第１军政委来国家文化部工
作。总政治部干部部迅速将这一指示下达到武汉军区政治部，让时任第１军政委的
曹醒华进京报道。　　　　　　　　　　　　　　　　　　　　　　　　　　　　
　　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收到这一命令，在向军区政委钟汉华作了汇报
后，立即向第１军传达了命令。　　　　　　　　　　　　　　　　　　　　　　
　　由于曹醒华的家属都在北京，他早就有进京工作的愿望。第１军党委在收到命
令后，不仅为军里向中央输送人才感到高兴，也为曹醒华一家人团聚感到高兴，特
地为他设宴践行。　　　　　　　　　　　　　　　　　　　　　　　　　　　　
　　当总政治部将曹醒华的档案送交周恩来时，他却说：“我调的不是这个人，是
一个很有能力，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　　　　　　　　　　　　　　　　　
　　总政治工作人员想起了什么，说道：“是不是第１军原来的政委颜金生。”周
恩来连连说：“对，对，对！就是颜金生！”　　　　　　　　　　　　　　　　
　　总政治部工作人员补充说：“他现在已经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了！”周恩
来肯定地说：“那也要把他调来！现在这样，曹醒华也不要回去了，可以到对外文
委工作。”　　　　　　　　　　　　　　　　　　　　　　　　　　　　　　　
　　就这样，颜金生来到文化部，曹醒华则担任了对外文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
什么专门调颜金生来文化部呢？他有着什么特殊的经历呢？　　　　　　　　　　

　　一、走上革命道路　　　　　　　　　　　　　　　　　　　　　　　　　　

　　颜金生，１９１８年４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腰陂乡龙陂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父亲颜长发、母亲刘黄妹，善良笃诚，吃苦耐劳。　　　　　　　　　　　　
　　刘黄妹生过九个孩子，有六个先后夭折，只有颜金生和他的哥哥牛生、姐姐珍
姑有幸存活下来。　　　　　　　　　　　　　　　　　　　　　　　　　　　　
　　这个九口之家，赖以遮风挡雨的，只有四间茅草房。颜金生家没有土地，租种
地主和颜氏祠堂的几亩薄田，虽终日劳作，依旧难以维持生计。身为全家顶梁柱的
颜长发，几乎没有喘口气的时间。颜金生的母亲除了下地，还在家架起简陋的织布
机，织些土布，换点零用钱。父母的勤劳朴实的这些品质，都给颜金生以潜移默化
的影响，使他从小不畏劳苦，诚朴刚强，爱憎分明。　　　　　　　　　　　　　
　　１９２５年，大革命浪潮激荡城市，波及乡村。颜氏祠堂开办龙陂国民小学，
面向穷人家的孩子，收费不高。颜金生父母虽不识字，但懂得文化的重要性。他们
省吃俭用凑够了学费，满怀希望把颜金生送进了学校，母亲还特意为他做了一件衬
衫。这所学校有位老师叫颜克俊，为人正直。眼界开阔，顺应潮流，开设了识字、
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向学生们灌输进步思想，还领着学生排演革命新
剧，教唱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主要内容的歌曲。学校的生活使颜金生逐渐开阔
了视野，知道了很多山村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满心期盼革命早日成功，穷人早
日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　　　　　　　　　　　　　　　　　　　　　　　　　
　　１９２６年５月，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向湖南挺进，在当地掀起了一场异
常迅猛的革命风暴。矛头所向，直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颜克俊在教书的同时，
组织成立了龙陂村农民协会。颜金生积极加入农民协会领导下的童子团，参加了清
算土豪恶霸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４·１２和７·１５反革命政变，第
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到处都是白色恐怖。茶陵县农民
协会被取缔，农运骨干被四处追杀，龙陂国民小学学校也被迫停办。颜金生虽然只
读了三年书，所学知识很有限，但春风化雨、点滴入土。向往革命，翻身求解放的
志向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根萌芽。９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部
进军井冈山。同年冬，毛泽东拨给中共茶陵县委五支枪，以此为基础组成赤卫队和
游击队，重新燃起了革命烈火。颜金生一家人全部投身到革命活动，颜金生更是积
极参加儿童团活动，站岗放哨，为红军和游击队带路、送信，样样干得非常起劲。
随着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茶陵大半个县有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倒了土
豪劣绅，分配了土地，颜金生一家也破天荒地分到了土地。　　　　　　　　　　
　　１９３０年７月，经本村共青团员袁永安、周臣喜介绍，颜金生加入了中国共
产主义共青团，不久担任腰陂区儿童局书记。他想方设法完成区团委交给的任务，
经常组织少年儿童唱革命歌曲，搞宣传活动，还协助农会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或
参加交通队、侦查队、运输队，支援红军打仗。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３２年春，颜金生等三人奉区团委指示，潜回家乡一带探察敌情，惊悉颜
牛生因参加赤卫队闹革命，已惨遭敌人杀害的噩耗。颜金生十分悲痛，暗暗发誓，
一定要参加工农红军。为哥哥报仇雪恨。不久，湘赣苏区为了保卫红色政权，配合
主力红军作战，将各县赤卫队和游击队相继编成红军独立团，受所在军分区指挥部
领导，开展武装斗争。３月，颜金生闻讯赶往茶陵独立团，迫切要求参加红军。起
初，接兵的人看他年龄小、个子矮而连连摇头。他再三申明缘由，当讲到哥哥被敌
人杀死的事情，义愤填膺、泣不成声。接兵人见这个孩子年纪虽小，但早已是参加
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人小志大、入伍的动机明确、觉悟高有文化，一致同意破例
让颜金生参军。就这样，年仅十四岁的颜金生，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从此开始了长
达数十年的戎马生涯。　　　　　　　　　　　　　　　　　　　　　　　　　　
　　颜金生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个岗位，是在茶陵独立团政治处当宣传员，配合部队
中心任务，参与发动群众、组织集会、宣讲革命道理和书写张贴革命标语等。虽然
他热爱这项工作，风风火火，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从心底更渴望直接扛枪打仗。
颜金生跟随第１连外出打土豪、筹款子。这时他还没有枪，徒手随队行进，返回时
与一群国民党军遭遇。国民党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第１连地处劣势、枪弹少，
几次攻击未果，伤亡增大。为保存实力，第１连便及时撤出战斗。撤退中，颜金生
见一名阵亡战友的步枪还压在身下，心想，决不能把枪留给国民党军！他冒着呼啸
而来的子弹，左闪右躲地冲了过去，迅速抽出枪支追赶后撤的战友。这时，一个国
民党兵见他又瘦又小，高喊“抓活的！”尾追而来。颜金生毫不畏惧，待追兵离近
了，转身就放了一枪，吓得国民党士兵扑通一声趴在地上。这次战斗，颜金生头脑
清醒，机智勇敢，不仅拿回了武器，还凭着熟悉地形，引领几名掉队的战友归队，
指导员当众表扬了他。　　　　　　　　　　　　　　　　　　　　　　　　　　
　　１９３２年５月，经团青年干事段新寿的介绍，颜金生转入中国共产党。转党
后，他要求下一线连队的愿望更迫切了。由于他有文化又机敏，被任命为茶陵独立
团第１连的文书。他当文书后，除起草文书材料外，身为连部成员和与班排之间联
系的纽带，在参与连队组织的活动中，表现出很强的鼓动号召力，颇受领导赏识和
群众拥护。　　　　　　　　　　　　　　　　　　　　　　　　　　　　　　　
　　１９３４年１月，颜金生任红６军团第１８师第５３团２营５连政治指导员。
在一场战斗中，师政委甘泗淇负伤，颜金生为其包扎伤口，并送到后方医院，他沉
着冷静、认真负责的精神，给甘泗淇留下了深刻印象。４月５日，颜金生率５连战
士参加一场伏击战。在战斗中，他率领战士冲锋陷阵。但他在和国民党军搏斗时，
一脚踩空，从山崖跌落下来。幸好没有生命危险，但腿部受重伤，被战友送到后方
医院治疗。他刚能行走，便向组织申请归队。上级考虑他重伤未愈，便安排他到团
政治处担任青年干事。　　　　　　　　　　　　　　　　　　　　　　　　　　
　　颜金生和一些在连队有基层经验的干部，时常被派往任务最艰巨的连队指导帮
助工作。在前前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所在的部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并于１０月２４和红３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经中央代表任弼时等领导人决定，红
３军恢复红２军团番号。红２军团政治部在调整补充工作人员时，新任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立即想到了红６军团精明能干的颜金生，并对工作人员说：“把那个小指导
员调过来！”有人说：“他已经到团里当干事了。”甘泗淇说：“即便这样，也要
把他调来！”就这样，颜金生便从第５３团机关直接调到红２军团机关，成为军团
政治部组织部的青年干事，跟随部队北上。　　　　　　　　　　　　　　　　　
　　１９３６年７月，红２、红６军团和红３２军合编组成第二方面军。８月，颜
金生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青年副部长。９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
地，抵达甘肃会宁东北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抗日战争时期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８月，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红二方面军第２、第６军团、第３２军和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第１２０
师，下辖第３５８、第３５９旅和直属队。由于部队缩编，颜金生改任第１２０师
政治部组织科干事。　　　　　　　　　　　　　　　　　　　　　　　　　　　
　　１９３９年３月，颜金生被任命为第７１６团政治处主任，他到一线作战的愿
望终于实现了。不久，便参加了著名的齐会歼灭战。４月２２日，日军第２７师团
第３联队第２大队从河间县城进至城北三十里铺，我军决心集中七个团和冀中部队
围歼日军。战斗中，颜金生身先士卒，号召各营大力发扬勇敢果敢、有我无敌的精
神，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发动群众送水送饭、抢救伤员。战斗历时三天三夜，共歼
灭日军七百多人，大大提高了冀中地区军民坚持平原抗战的决心。　　　　　　　
　　１９４０年，颜金生随第７１６团在第１２０师编成内返回晋西北根据地。６
月，他随第７１６团参加了晋西北反“扫荡”作战。８月１２日，他又参加了百团
大战，同时参加了生产自给运动。　　　　　　　　　　　　　　　　　　　　　
　　１９４１年２月，颜金生担任了第７１６团副政委。　　　　　　　　　　　
　　１９４３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总政治部抽干部组建陕甘宁晋
绥联防军政治部，缺编干部人员则从下属各部队抽调。不久，颜金生接到通知，调
延安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历来执行上级指示坚决的颜金生，还没来得及和领导告
别，就打点行装上路。６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第３５８旅开赴陕甘宁边区，担
负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旅长张宗逊和政委李井泉请求和贺龙司令员亲
自过问下，颜金生被调回第７１６团继续担任副政委。１０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
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边区部队要开展军事训练，要在“今年冬季来一个很好的训
练”，以“提高战斗力，准备大反攻”，基本方法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
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会后，旅长张宗逊迅即传达会
议精神，号召全旅官兵展开大练兵运动。这次大练兵运动到１９４４年３月结束。
通过五个月的练兵，第７１６团的战斗力得到空前提高。全团投弹距离由平均２５
米提高到４２米，二十余人达到６０米以上；轻武器射击命中率，步枪由５０％提
高到９１. ３％，轻机枪由３２. ８％提高到１００％，特等射手达到二百多名；
刺杀有七百余人完成刺杀目标，即通过１５０米障碍，连续刺中七个目标。全团个
人综合成绩，特等一百九十九名、优等二百四十七名。　　　　　　　　　　　　
　　１９４５年３月，颜金生升任第７１６团政治委员。７月１０日，第７１６团
奉命经延安向山西开进，准备参加对日大反攻。途径延安之际，全团官兵在边区大
礼堂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这给颜金生和全体指战员
给予极大鼓舞和鞭策。　　　　　　　　　　　　　　　　　　　　　　　　　　

　　四、解放战争时期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７１６团奉命在晋绥野战军第１纵队第３５８旅
编成内，西渡黄河，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
重任。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
芳、马鸿逵集团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所部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向陕
北发动重点进攻。１７、１８日，颜金生和团长张树芝率第７１６团会同独１旅各
团，与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战斗。由于战前动员和各项准备充分，战时党员积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战斗坚守到１９日，第７１６团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撤离延安，胜
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延安机关与群众转移疏散的重大任务。身
为团政治委员，颜金生不仅密切配合团长指挥作战，还紧密结合作战任务，充分发
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６月，颜金生升任西北野战兵团第１纵队独立第１旅副政治委员。８月中旬，
王尚荣、颜金生率独１旅参加沙家店战役。战斗至２０日黄昏，敌整编第３６师除
师长钟松带少数残部逃跑外，其余六千余人全部被歼。此战，扭转了西北战局，迫
使国民党军由进攻转入防御，西北野战军则由防御转入进攻。紧接着，王尚荣、颜
金生又率独１旅先后参加了关庄、岔口追击战和攻打清涧城的战斗。颜金生以坚强
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级带一级，搞好层层发动，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官兵参与主
攻任务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以及敢于攻坚拔城，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　　　　　
　　１２月２２日，颜金生根据前段时间部队的教育情况，指导独１旅政治部撰写
上报了《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总结》，受到纵队以上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好评。呈送中共中央后，毛泽东批转各部队学习借鉴。在普遍提高阶级觉悟的
基础上，颜金生引导大家开展三查活动。“三查”活动的深入开展，打击了不良倾
向和歪风邪气，扶植了正气，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
分子。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野战军，颜金生担任第１军第２师政治委员。７月，扶眉战役结束后，第
２师趁青宁“二马”继续撤退之际，和兄弟部队实施陇东追击作战。一路上，颜金
生紧紧结合实际，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将贯彻落实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为
教育部队的主要内容。此外，他还大力宣传本师和兄弟部队涌现出来的英勇事迹，
要求干部战士团结互助，坚决支持党的政策，切实遵守群众纪律。扎实有效的思想
政治工作，让全师指战员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一直到８月１１日，第２师连续行
军作战二十多天，挺进千里，成功结束了陇东追击作战。　　　　　　　　　　　
　　为了不使在兰州战役中溃散的青海马步芳部有喘息之机，加速解放青海进程，
由第１军军属侦察队和三个师师属侦察队六百余人临时组成军骑兵先遣队，昼夜奔
袭，于９月５日１４时进占西宁城。６日拂晓，第２师前卫第５团昼夜兼程一百五
十余里抵达平戎驿，遇西宁各界代表前来迎接的汽车，遂分四批乘车进入西宁。中
午，王尚荣、颜金生和副师长王万金、参谋长王时军，率第６团、师机关、第４团
也进入西宁。８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宁解放。　　　　　　　　　　　　　　　　
　　由于王尚荣升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２师师长，在后来一个较长时间内，颜金生
在第２师军政一肩挑。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迎接新环境新任务的考验。　　　
　　１９４９年９月起，第２师陆续派出五百多名干部参加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颜
金生亲自和派出的团以上干部谈话，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颜金生还奉命从师骑兵营抽调马匹和相关人员组成青海省军
区骑兵第１支队，亲自前往玉树支持州委开展工作。后来，这支部队配合第二野战
军第１８军截断了通往拉萨的退路，为昌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新中国建立后　　　　　　　　　　　　　　　　　　　　　　　　　　

　　１９５２年９月，颜金生奉命调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炮
兵，对于西北军区来说，是一个新的兵种。任炮兵司令部军政主官，对于颜金生来
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深感任务重，难度大。为尽快掌握炮兵基本知识，他刻
苦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学完了小学、初中和部分高中的数学课程。后又主
动申请到锦州炮兵基地接受培训，他以一名班长、排长的身份出现，从基本动作，
从操炮学起，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三个月，为指挥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１９５３年，全军组织师以上炮兵干部实习团到朝鲜前线实习，颜金生任实习
团团长。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带团入朝后，抓住各种机会，到志愿军的每
个军都参观见习一遍。回国后，他认真总结在有限的武器装备条件下，志愿军炮兵
部队发挥火力突击力量的经验，结合部队实际，狠抓基础建设和技战术训练，举办
干部集训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组织演习，使西北炮兵部队战斗力不断提高。　
　　１９５５年５月，颜金生正在加紧推进西北炮兵建设之际，经贺龙提议，中央
军委决定，调颜金生入朝，到志愿军第１军主持政治工作。９月，颜金生被授予少
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１０月，颜金生
被正式任命为第１军政治委员并担任党委书记。在此期间，颜金生带领军党委“一
班人”，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狠抓部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不断
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努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
济建设。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第１军在繁忙的训练中，利用无数个劳动日。帮助
驻地群众春耕秋收，开渠治水，植树造林，修房盖屋，防疫救灾，并完成一大批建
设工程。此外，颜金生和军长唐金龙亲自挂帅，组织了一百零二名干部用一个月时
间，普查所属各部队用地情况，将全军不合理占用的土地全部退出，占原占用面积
的２６. ３％，当地群众非常满意。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第１军作为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从朝鲜撤军回国，颜金生
作为志愿军代表团成员，于１０月２９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
亲切接见。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和军队实际情况，决定建立战备值
班师，并于１９６１年１月公布第一批战备值班师番号。第１军第１师名列其中。
中央军委要求值班师要“齐装、满员、全训”，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哪里有
敌人，就到哪里打头阵。颜金生和军长唐金龙对此高度重视，一起到第１师召开干
部动员会，讲清意义，明确任务，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达到中央军委要求，关
键是平时要训练好：现代战争战前隐蔽，发动突然，值班师应着眼战争全局，加快
做好各项战备工作。会后，军党委又具体解决了第１师部队齐装满员问题。在颜金
生、唐金龙的推动和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第１师军事训练达到战备要求，并且创造
了符合实战要求的“三分四定”的新经验。　　　　　　　　　　　　　　　　　
　　１９６３年，颜金生赴福州迎接在福建前线执行战备任务的第１师归建时，福
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紧握着颜金生的手说：“老乡，你带出了一支好部队啊！”
　　颜金生始终把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在基层，注重运用典型指导部队建设。他除掌
握第１军十九个团以上单位党委成员的情况外，还时时掌握军里二十二个红军连、
二十个荣誉连的情况。　　　　　　　　　　　　　　　　　　　　　　　　　　
　　１９６４年５月，颜金生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　　　　　　　　　　　

　　六、周恩来点将颜金生来到文化部　　　　　　　　　　　　　　　　　　　

　　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批复》。经周恩来点将，
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调到文化部任职，即文章开头的一幕。周恩来之所以亲
自点将颜金生实属有缘由。　　　　　　　　　　　　　　　　　　　　　　　　
　　１９５８年，志愿军撤军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到朝鲜访问，并看望了留驻的
五个军。颜金生熟悉部队，了解全局，他的汇报逻辑严密、谈吐自如，给总理留下
了深刻印象。而颜金生起初认为自己对军队政治工作驾轻就熟，对文化部门工作不
熟悉，觉得自己难当重任。　　　　　　　　　　　　　　　　　　　　　　　　
　　正好听说毛主席在武汉，他便和赵辛初（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拟调文化部
任副部长）找到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诉说自己的苦衷，要求面见毛主席。王任重
完全了解两个人的心情，决定帮这个忙，还幽默地说：“我这个地方小吏，怎么敢
挡着两位京官呢？”　　　　　　　　　　　　　　　　　　　　　　　　　　　
　　在王任重的帮助下，他们如愿在东湖宾馆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见到王任重一
行人，急忙问：“你们来，有什么事啊？”　　　　　　　　　　　　　　　　　
　　王任重指着两个人说：“他们两个人觉得自己不会干文化部的工作，不愿意去
……”毛泽东哦了一声，笑了笑说：“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　　　　　
　　毛泽东这十个字说出来，不仅颜金生和赵辛初无言以对，甚至连具有党内秀才
之称的王任重也一时语塞。这次求见毛主席，颜金生知道自己去文化部工作的事情
已不可更改，不想去也得去了。　　　　　　　　　　　　　　　　　　　　　　
　　颜金生来到文化部报到后，担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几位副部长组建
了新的文化班子。　　　　　　　　　　　　　　　　　　　　　　　　　　　　

　　七、晚年　　　　　　　　　　　　　　　　　　　　　　　　　　　　　　

　　１９７０年五一劳动节，颜金生登上天安门城口参观了观礼活动，他受到毛主
席的亲切接见。几天后，李先念、余秋里等人约见颜金生，就他的工作征求意见。
颜金生说：“去哪里、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就这样，颜金生担任陕西省军区政治
委员，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常委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主管国防工业。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７日，颜金生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面对繁重
的职务，颜金生充分发扬革命年代拼命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在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和制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加强军以上领
导班子建设，多次深入部队考察干部。他主管干部工作，尤其注重掌握一手资料，
了解真实和准确的情况。凡是来找他的，不论是到办公室或者来家里，他都要一一
登记，安排时间，亲自接见。终于，因劳累过度，突发脑血栓。　　　　　　　　
　　１９８０年４月，军委考虑颜金生的身体状况，免去他总政干部部长职务，具
体分管联络部和群众工作。　　　　　　　　　　　　　　　　　　　　　　　　
　　１９８２年，颜金生在分管总政群工部和联络部工作的同时，又分管总政保卫
部、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工作。　　　　　　　　　　　　　　　　　　　　　
　　１９８３年，颜金生还兼管了总政机关的整党工作。尽管他顽强乐观，敢挑重
担，但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其间几次旧病复发。　　　　　　　　　　　　
　　１９８５年３月，鉴于颜金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中央军委决定他不再担任总
政副主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１９８７年４月，颜金生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再担任军委纪委副书记，退居
二线。　　　　　　　　　　　　　　　　　　　　　　　　　　　　　　　　　
　　１９８８年７月，颜金生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１９８７年４月起，颜金生连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自
知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更加珍惜这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最后时光。只要身
体许可，就要去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各种会议、活动。对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内
外大事，他都发表意见。认真履行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职责。他尤为重视在立法工
作中增加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分量，以提醒人们不忘过去，居安思危。　　　　
　　１９８８年４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国第一部《领
海及毗邻区法》，颜金生按时到会。会议召开没多久，颜金生脑血栓再次发作，倒
在坐位上。虽然被旁边的同志及时扶起来，但此时已经面色发白、不能说话。在场
的工作人员急忙将其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尽管医务人员全力救治，终因病情太重，
他再也没有在病榻上起来。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８日，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颜金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七十六岁。　　　　　　　　　　　　　　　　　　　　　　　　　　　　　　　

xnbc网友转帖很好，赞！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一军和二师战史大有帮助。1963年秋，时任陆一军政委的颜金生少将，下到五团二机连“当兵”一个月，我是入伍刚半年的新兵，能经常见到将军，深感莫大的荣幸！颜政委处处按列兵要求自己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他瘦瘦的中等个头，秃头发亮，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很精干利索，和我们一样作息，课余时间常常给我们讲光荣传统。拜读颜老首长战斗、光荣的简历，更加敬佩，永垂不朽！

好文，对老政委的珍贵回忆，赞！曹醒华老政委的儿子曹晓华也在我们网上。

我记得入伍那年，颜将军还是一军政委。

好文章，有关颜政委，老革命，老领导的历史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谢谢。

颜政委我见过两次.一在朝鲜政委到四团查撤军工作.在饭堂见我一个人是红肩章.便鼓力我好好干.留下极好力量,二在商丘.四团要去洪湖槁生产.在火车站为四团送行.由本人不会打字.用手写太少.表白.

　　转贴一篇背景文章。

　　　　　　　　　　　　　　　　　　　　　　　　　　　　　　　　　　　　
　　　　　　　　　　　　１９６５年的文化部大改组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国务院文化部曾进行过一次大改组，与未改组前的
文化部相比较，改组后的文化部曾被人称为“新文化部”。“新文化部”存在时间
虽然不长，也就一年左右，但由于它正处于新中国最动荡那个时期的前夜，就有些
耐人寻味了。　　　　　　　　　　　　　　　　　　　　　　　　　　　　　　
　　那么，为什么要对文化部进行大改组？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它与“文化大
革命”有什么联系？我们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一、中央对文化部进行的大调整　　　　　　　　　　　　　　　　　　　　
　　　　　　　　　　　　　　　　　　　　　　　　　　　　　　　　　　　　
　　文化部的大改组，发生在１９６５年的７、８月间。这次改组涉及面之大，调
整的干部之多，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年４月７日，中央免去了文化部领导齐
燕铭、夏衍的职务。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调来大批干部进入文化部：一个是南京
军区的干部。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被任命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部
长仍然是茅盾。随同肖望东调入的有一批干部，如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赵长河任
办公厅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任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长刘宗卓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等。再一个是上海市的干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石西民为第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随同他调来的也有一些人，如上海市委办公厅
副主任常萍任办公厅副主任，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主
编之一）也是那时从上海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还有一个来源是分配来的一批
大学生，人数也不少。以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福今，就是那时分去的大学
生。同时，中央还任命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
颜金生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留任的有林默涵、刘白羽、胡愈之、徐光霄、徐平
羽、李琦等。政治部各二级部的部长和许多处长几乎都换了。业务部门的领导基本
没有动，像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图博文物局局长陈翰博等。一
些直属单位也换了人，如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由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
薛磊担任。　　　　　　　　　　　　　　　　　　　　　　　　　　　　　　　
　　由于领导层的大换班，因此有了“新文化部”之称。又因为南京军区调来的干
部相对多一些，也有南京军区接管文化部之说，还有人说文化部“被军管了”。对
退下来的人，怎么安置？确实费了一些心思。最后确定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周恩
来对他们的安置很关心，多次听取汇报，从住房到生活、学习条件，作了许多具体
指示。像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中央准备在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盖小楼，让他们
长期学习，看来有在此颐享天年的意思。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设想
没有实施。　　　　　　　　　　　　　　　　　　　　　　　　　　　　　　　
　　　　　　　　　　　　　　　　　　　　　　　　　　　　　　　　　　　　
　　二、“新文化部”经历了剧烈动荡的一年　　　　　　　　　　　　　　　　
　　　　　　　　　　　　　　　　　　　　　　　　　　　　　　　　　　　　
　　这些新同志到文化部来，可以说是“不辱使命”，他们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路
线方针和指示，重点做了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彭真代表
中央到会并讲话。在讲话中，有几句话很有影响，后来成为彭真的重要“罪状”。
彭真讲话的主题是在文化领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但他
也强调，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像彭真这样说，还是第一次
出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造反派重炮猛轰的靶子。二是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了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应朱德委员长的要求，“新文化部”党组认真准
备，重点就文化工作的形势，以及下一步怎么搞，作了全面汇报。三是加强群众文
化建设。派工作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推广了内蒙古乌兰木骑演出队的经验做
法。四是抓了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包括最初的那八个样板戏，还有其他一些戏。江
青那时已插手文化工作，对那几个样板戏，她还真下了不小工夫。五是加强文化系
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注意做好新调来的和原来的人员之间的团结工作。　　
　　然而，时间不久，正常的工作秩序就被打乱了。１９６６年《５·１６通知》
下达后，随着北大聂元梓炮轰校党委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文
化部的一些直属单位，尤其是文化院校，也和全国一样，纷纷炮轰党委，许多单位
的党委处于濒临瘫痪的状态。中央向文化部派出了主要由部队抽调人员组成的两千
多人的工作组，到各个直属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８月，风向突变，派工作组
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单位工作组立即撤出。不久，为了彻底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工作组又回到各单位检讨错误，接受批判。
　　这时，全国已经乱了，到处炮轰党委、揪斗领导干部，北京发生了煤炭部部长
张霖之被批斗致死的事情。但唯有文化部没有动静。这主要是因为文化部领导班子
刚调整不久，这批干部的背景许多人还摸不透；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风点火，但对
文化部却一直没有说什么话。因此，对“新文化部”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许多人
还搞不清楚。直到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上旬，才有人贴出炮轰“新文化部”党组的
大字报。中旬，江青、戚本禹到文化部煽风点火，对“新文化部”的领导逐个点名
批判。至此，所谓“新文化部”终于大乱起来，领导干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全部
接受批斗。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了文化部
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３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小
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
宣告结束。　　　　　　　　　　　　　　　　　　　　　　　　　　　　　　　
　　１９６９年５月，文化部全体人员到位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
服“苦役”。不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迈体弱的，都要承
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过著艰苦的生活。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粗粮，拉犁、插
秧、烧窑、拉车，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这似乎是对所有人的惩罚，而不论你在“文
革”中“辉煌的”还是“倒霉的”。直到１９７０年的下半年，大家才陆续被分配
工作。　　　　　　　　　　　　　　　　　　　　　　　　　　　　　　　　　
　　　　　　　　　　　　　　　　　　　　　　　　　　　　　　　　　　　　
　　三、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大调整　　　　　　　　　　　　　　　　　　　　
　　　　　　　　　　　　　　　　　　　　　　　　　　　　　　　　　　　　
　　那么，对文化部这个本该是文人墨客的所在，为什麽要调些军人和地方干部来
执掌呢？在正式场合，没有人对此作过说明。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确实是有深
刻的原因。　　　　　　　　　　　　　　　　　　　　　　　　　　　　　　　
　　从全国大气候来看，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
意识形态领域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化
部。第一次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
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
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第二次的批评与第一次大同小异。指责文学艺术不宣传
工农兵，不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热衷于宣传古人、死人，中宣部不如改名叫
“帝王将相部”，文化部改名叫“才子佳人部”。　　　　　　　　　　　　　　
　　当时，各种报刊和舆论工具劈头盖脸地对一些电影、戏剧进行瞭严厉批判，所
谓的“大毒草”不断出现，如电影《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早
春二月》，戏剧《李慧娘》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
义”，矛头实际指向当时的文化部领导。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夏衍、阳翰笙
等被免去职务。那么，再选什么人来搞文化部的工作呢？　　　　　　　　　　　
　　在当时“突出政治”的气候下，部队的人就成了首选，另外再配上一些地方干
部。肖望东是井冈山的，又是红一军团的，经过长征，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经验丰
富，能力较强，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对这一点，周恩来在１９６６
年１１月中旬对文化部群众组织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调这些同志到文化部
来工作，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对于新干部的表现，周恩来说，调肖
望东到文化部工作，是因为南京军区的政治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创作演出了优秀话
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现在看来他搞部队工作可以，搞文化工作不太合适；石西
民在柯庆施领导下能做一些工作，独当一面还不太行；赵辛初在湖北是管农业的书
记，让他搞文化工作也不是合适人选；颜金生搞政治机关整顿和建设有一定经验，
但搞文化工作也不合适。周恩来的这番话，也是针对江青对这些干部的恶意攻击和
污蔑，作出的说明。　　　　　　　　　　　　　　　　　　　　　　　　　　　
　　１９６６年底，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文化部也乱了，根据这种形势，周恩来曾
对肖望东提出，让部队来的同志回部队吧。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同志没有回成。
这些干部在文化部工作不到一年，受冲击却达三年之多，甚至影响到不少人以后的
人生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文学艺术界的人，痛定思痛，深有感触地
说，让不太懂文学艺术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来搞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文
化大革命”中猛烈冲击他们，更是闹了一个大误会。后来，许多人包括原文化部的
一些人，和这批调来的干部成为了常来常往的熟客好友。像“新文化部”办公厅主
任赵长河和现在颇有名气的电影导演滕文骥，１９７０年先后都到了西安，一个在
陕西省委，一个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两人常有来往，谈起文化部的那些事，都颇有
感慨，互相理解，关系一直很好。　　　　　　　　　　　　　　　　　　　　　
　　　　　　　　　　　　　　　　　　　　　　　　　　　　　　　　　　　　
　　四、文化部的调整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文化部调整是在１９６５年的７、８月
份，而１１月《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两者在时间上衔接很紧，从这个方面看，文化部的调整
与“文化大革命”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按常理推断，如果认为周扬、夏衍、齐燕铭
等人不能再领导文化工作了，换几个懂文化的人来领导不就行了？但当时却不是这
么做的，而是从军队和地方调干部顶替文化干部来领导文化工作，不是调几个人，
而是调了一大批干部进来，毛泽东称之为对文化领域“掺沙子”，其实是对文化部
动了一个大手术。联想到不久后，即１９６６年２月，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中，提出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被资产
阶级专了政，基本上贯彻的是一条“封、资、修”的黑线，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
及中央的某些人对文化领域看的是一团漆黑，是极不信任、极不放心的毛泽东后来
也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也就是说，首先从思想文化领域
开刀，然后波及其他领域，直至中央。这样前后联系起来看，文化部调整与“文化
大革命”的发生就不是毫无关联的，它是“文化大革命”深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理论以及方式策略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铺路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