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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父亲从河南一军调来湖北省军区工作。那年，我才十四岁。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对新环境满怀着好奇。
有一天晚上，我跟父母去军区大礼堂看电影，到的早了点儿，父母与熟人站在门口聊天。这时，从侧门开进来一辆大交通车，停在操场边，车上陆续下来一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旧式军装、军大衣，有的还是大毛的。有的戴帽，有的围着围巾……，男的女的都有，既不像老百姓，又不是军人，看上去年纪都不小了。我笑着跟妹妹说：“这些人好像是威虎山的人！”大家都笑起来。童言无忌，并没有人在意一个孩子的话。
那便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元宝山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的印象。想不到七、八年以后，我的爸爸因病提前离休也搬到了元宝山干休所，我和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有了更多、更近的接触，对他们有了新的了解，不由地由爱生敬，由敬生爱，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有些人和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们家最先熟稔的是何建平阿姨，她们家原来也住在省军区，我父母一到武汉就认识她。我还记得当年何阿姨出众的品貌，华贵的气质，那时她常常领着丁丁小妹在马路边散步，看到她的人常常要驻足凝眸，回首盼顾，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
搬到元宝山的时候，张树才伯伯已经病故了，何建平阿姨的大儿子小元哥哥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宝贝孙女儿浩浩，我爸爸极爱这个孩子，没事儿就去看浩浩，这样，我和妈妈也常去何阿姨家玩。何阿姨对自己的子女十分疼爱，对我们这些老战友的孩子也非常慈祥，每每一律称呼我们：“孩子”，有时还昵称：“我的儿”，让人觉得那样温暖。有一回，我在家吃坏了东西，跑到何阿姨家去玩，突然涌上来，哇地吐了一地，何阿姨不但没有怪我弄脏了她家客厅，反而忙着让我躺在一张躺椅上，给我端热水漱口，又打电话叫我父母去接我。她一口一个“孩子”“孩子”地叫，我虽然身体不舒服，心里却很温暖。
还有一回，我要求看何阿姨年轻时的照片：“何阿姨，听说您年轻时非常漂亮。让我看看吧？”何阿姨慈爱地笑笑说：“哪里漂亮？年轻时行军打仗，没得吃，没得穿的。”我执意要看，何阿姨也不嫌麻烦，在柜橱翻了半天，才翻出一本古旧的相册，里面都是何阿姨和张伯伯的老照片，有一张很小的旧照片吸引了我：何阿姨穿着日本衣服和一个小男孩合照的，我惊为天人！阿姨说：那是她和她的大儿子。红军长征时，她们掉了队。为了追赶部队，她化妆成日本妇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归了队。我细看当年的的何建平阿姨又年轻又美貌，如花似玉，却怀着一颗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怀，追随革命！“后来那个孩子还是病死了。”阿姨无限惋惜地说。原来，小元哥哥不是何阿姨的长子。阿姨久久地看着这张小照，眼眶里含着泪，不再说话。我知道阿姨一定又在怀念她那早夭的爱子了。
鲁光伯伯参加革命前就酷爱绘画，书法，听说他真正舞文弄墨、放情丹青还是在六十岁离休以后。，因为有从前的基础，再加上他的刻苦勤奋，鲁伯伯的花鸟画才艺日见精进，到我慕名前去拜访时，鲁伯伯早已是武汉市书画界的一位名人了！鲁伯伯的夫人也是文化人，他们对我这上门造访的无名小辈一点儿也不怠慢，亲自陪我看画，并一张张讲给我听。鲁伯伯的画室悬挂着好些条幅和习作，画中的花鸟栩栩如生，生动有趣，让我惊叹不已。鲁伯伯找出他的一些练习本―――用宣纸订的小本———给我看，里面画满了花鸟写生和习作，有的满本子都是菊花瓣，伯伯的勤学苦练可见一斑。鲁伯伯门前窗下都种植着各色花卉草木，用来临摹、观察，他们家的园子好像电影《秋翁遇仙记》里秋翁的花园。一到春天，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彩蝶翻飞。鲁伯伯常坐在花丛树下，殷勤作画。我自幼酷爱书画（只是“酷爱”却毫无作为），所以成了他家的常客，与鲁伯伯有了一段忘年之交。
文革后期，百业待兴，图书的发行很受限制。因为没有书看，我很苦闷。曲阿姨得知我渴望读书又无书可读的苦恼后，有一天，她带有几分神秘地把我领进她的内室，打开一个大木箱子：哇噻！满满一箱子书！扑面而来的书香把我给冲昏了、惊呆了。阿姨说：挑吧，喜欢什么书就拿去看。我仿佛进了宝山，不知选那一本好了，先后借了好几本当时视为禁书的书籍回去。后来一直摆放在我床头柜上的那套文革后第一版的简装本《聊斋志异》，就是当年曲阿姨送给我的。现在，当然不稀罕了，图书大世界什么样版本的书都是应有尽有，可是这两本书（上下两册）是我的珍宝，它凝集着老一辈革命人对后辈小子的无限关爱和期待。我永志不能忘！
我还要特别提到王泮清伯伯和徐瑛阿姨，他们是我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南下的父母。王伯伯是兵团级干部，可他们家直到八十年代都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特别是放在客厅里用来吃饭的餐桌，竟是断了腿的，断处绑着一块木板―――就是这样的餐桌，竟用了许多年。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王伯伯和徐英阿姨的好家风影响了他们的子女，王伯伯的大女儿西明大姐在同济医大当副书记，年终各单位给校领导发红包，每回都被大姐拒收。在医大的同事中，西明大姐的廉洁奉公是有极好的口碑的。我为这样的革命家庭，革命后代感到骄傲。
汪乃贵伯伯和张鸿志阿姨也是我敬仰的前辈，汪伯伯打铁工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很会给孩子起名字：比方他们的女儿名早立，过去人们企望早生贵子，早早成立，而他们则是希望孩子早早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一年汪伯伯家喜添孙女，汪伯伯就给一个孙女起名叫草地，用来纪念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又好听又别致，又有深意！张鸿志阿姨在学生时代就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38年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她不甘在家当夫人，一直在革命岗位上工作到退休。张阿姨常常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女扮男装，跟随女游击队长杨纯同志（曾任周总理秘书，北医党委书记，卫生部副部长）投奔延安，在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周总理等领导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学跳交谊舞的动人故事。鸿志阿姨是出身富家的千金小姐，她排行老三，当地称三姑娘，又读过书，是个文化人。她和汪伯伯这个行伍出身的“老大粗”结为夫妇，几十年甘苦与共的生活，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是很寻常很有代表性的，那些苦乐年华、啼笑姻缘的故事也留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
还有丁先德丁伯伯，一九二七年就加入农民赤卫队，参加了黄麻起义。有一回，我死乞白赖地缠着他老人家，非要他给说说长征故事，丁伯伯平日见人笑眯眯的，话很少。那天实在推托不了，就开了口，我的天哪！丁伯伯的“长征故事”太乏味啦！我听了半天，就那么几句：“（队伍）拉到花园（地名），又打，打了又走…………”。真的，就这么多，还尽是些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在丁伯伯他老人家记忆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十年的革命离不开行军打仗，打仗行军，流血牺牲，牺牲流血，这很平常，没有什么可摆划的，可炫耀的。但是“没故事”的丁伯伯依然受到人们的敬仰。二零零九年九月，他的家乡麻城人民在当地博物馆中专门辟出一个展厅，建立了丁氏三兄弟塑了铜像，揭幕仪式我去了，抚着丁伯伯的铜像，心里默默地在说：丁伯伯：人民永远铭记您们！
有一年，我病了，住在军区总医院，百药无效，父母天天去看我，干着急。党桂芳阿姨听说了我的病，二话没说，从家里找出珍藏多年的两块鹿胎膏送给我，说他们在东北工作时买的，正宗货。我才服了小半块，病就好了。第二年，生下我的女儿。我们一家人都感激党阿姨。那一年秋我去六内科看爸爸，爸爸满脸戚色地跟我说：“你党桂芳阿姨昨天去世了！”我顿时像遭了雷击一样呆住了，泪水唰地涌出来！党阿姨，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呢，您怎么就走了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元宝山休干所那些可敬可爱的伯伯、叔叔、阿姨们一一离开了我们，他们的音容，他们的故事可能会被人们淡忘，但他们跟着毛主席打下的江山还在，事业将被传承，人民在享受太平盛世的时候，会永远记住他们。
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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