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郑州战友会 几多欢乐几多情

<br /><br />    2010年7月23日，我受武汉战友会的委托，随同二师战友网秘书长、原六团战友杨铭志代表武汉市战友会，前往河南省郑州市参加了24日举行的该市战友会成立大会庆典活动。
     郑州是我军旅生涯中仅次于河南商丘的第二站。从1968年5月1日进驻郑州开始，到同年10月8日调往开封支左，在那里工作、生活、战斗了五个多月。基本上走遍了郑州的大街小巷，山山水水，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1969年8月28日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八、二八命令》，我连又被调往河南新乡至山西长治担任铁路军管，但四团二营其它四个连队均在郑州。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到部队调防浙江为止，哪一年不到郑州多次？因此，这次庆祝我军建军八十三周年暨郑州战友会成立，作为我个人来讲既是武汉代表，也算是故地重游。
    苍桑巨变，岁月如棱。这次郑州之行已和4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子，而今已经六十开外，两鬓皆白，步入老年行列。再看看我们到会的战友，除个别年轻同志外，绝大多数都在60岁上下，还有相当部分战友在70岁至80岁之间。即使最年轻的战友也在40岁以上。使人不能不感叹苍桑无情，岁月苦短。
     这次郑州之行有幸见到了30多年没有见面的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24日清晨还未起床时，忙了一通霄未能合眼的原特务连副指导员毛海根早早来到宾馆看望我和杨铭志，问长问短，关怀倍致，显示出主人热情而周到的礼节。我与毛海根是同时入伍、年龄相仿、共同战斗十多年的老战友，不论是河南商丘还是浙江湖州黄芝山，特务连跟司令部始终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是天天见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我跟他还是同时提干、同时结婚。我是1976年9月初的头一天晚上在司令部机关食堂举行的婚礼，他是次日晚上在特务连举行的婚礼，几天后毛主席去世。去年我还在网上发帖，跟毛海根开玩笑，“告诉大家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毛主席姓毛，毛海根也姓毛，毛主席的后人结婚竟敢不通知毛主席，硬是把毛主席给活活气死了，您们大家说毛海根该当何罪”！毛海根过生日，我准确说出他生日的时间，战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还说过我不仅知道他的生日，我还知道他的结婚纪念日，不信可以打赌，说错了我赔偿一万元钱。结果毛海根不敢打赌，他说那是“日子特别”的原因，就是指的这件事，这个日子太好记了，是永远也忘记不了的。自从1982年转业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了。自学会上网以来，我们几乎天天在网上见面，彼此既熟悉又陌生，真正见面还是这一次，算是了却多年的夙愿。
    走进郑州金桥宾馆二楼大厅，首先见到了老后勤部长何华锋，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不用介绍，先握手，紧接着来一个熊抱，多少年的思念一切尽在不言中。在我刚当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四团的战勤参谋，以后任后勤处副处长，师后勤部长等职。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德才兼备，深受部属喜爱，。互致问候后，我当面向他转达了张吉明战友的问候，他一时想不起来，问是哪个张吉明，我说是您在师后勤当部长时他是后勤的政工科长，他“啊了一声说：想起来了，是河北的，请代我向他问好”。
     接着毛海根把我带到另一张桌上，在那里见到了原四团政治处主任王元春，副政委朱福田，后勤处长李荣先，继任处长孙成连，政治处副主任王崇伦，三营副教导员李庆春等战友。王元春（1959年入伍，湖北应城市人）在我刚当兵的时候他就是团里的宣传干事，以后任宣传股长，三营教导员。政治处主任等职。由于王主任性格随和，政策理论水平高，办事经验老到，深得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这        次能在郑州见到他彼此都很高兴，有说不完的话，他问了很多武汉战友的情况，我都一一作答。他那一口标准的孝感话，30多年来没有丝毫的改变。加上他本身体质好，会保养，尽管年近七十，却并不显老，看上去最多五十来岁。
    李荣先处长在我们见面后彼此都不认识。估计他的体重至少有二百斤以上，因为自1978年转业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且那时并没有现在这样胖，这样高大，我也不戴眼镜。当王主任说明情况后，我们均如梦初醒。当我问他别太婆的情况时他大感惊奇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她”？我说：“那怎么不记得呀！她是军人服务社的售货员，我们打交道多年呀”。见到朱福田副政委时我当面对他说：“前不久我在网上发帖讲您的坏话”。朱问：讲我什么坏话，我把上海退兵的事又当面对他说了一次，对他当年没有履行诺言，给我记功耿耿如怀。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 在这几个战友中就数三营副教导员李庆春身体最好。尽管年近70，看上去只象50多岁的人。我问他：“您儿子今年应该是40岁吧”。他说：“今年刚好40岁，您怎么知道？”我对他讲了1970年四团演革命现代样板戏的事，开始《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一角就是由他的夫人扮演的，因怀孕怕把孩子弄丢了，才换成冯冬安的未婚妻。他对我惊人的记忆力连忙伸出母指高度赞赏。
     王主任把我带到原四团卫生队医生罗书印的桌上，与罗见了面。并介绍说：“这是我们河南省转业干部中最大的官”。因为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不用介绍就可以了。我首先祝贺他事业有成，荣任河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为我二师战友争了光。接着又讲和他一起到湖北南漳带兵的事，说得罗主任哈哈大笑。
    嗣后，我又来到另一张桌上，与张作勇、刘结石、卢书彦等战友见了面。先说张作勇，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战友，更是兄弟。他的祖籍原是湖北省黄陂梅店镇人，因是库区，在我参军后全家移民武湖，现在武湖还有很多亲人（我在武湖围垦一文已有记述）。我在四连当排长的时候他就是团里的作训参谋，我到团里当参谋时他被调到五连当连长，以后任三营营长、团参谋长，成了我的直接顶头上司。由于张参谋长军事枝术过硬，组织能力强，在四团干部战士中口碑很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不错。这次见面真是久旱逢干露，他乡遇故知。当我问他：“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您的女儿今年应该是38-40岁，儿子张根强应该是34-35岁”。张连忙回答说：“女儿今年38，儿子34，这么多年你还记的这样准”。他又接着对我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要走，在这里多玩几天”。因为杨铭志次日与武汉另有用约定，非赶回去不可，我没有满足张参谋长的要求。当我们告别郑州战友，来到火车站后，张参谋长又把电话打到火车站，我们再一次谢绝了张参谋长的好意，在此，特向张参谋长表示歉意，等天气凉快了再找机会弥补。
    再说刘结石。我们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又是同岁，我在四连、他在五连，住前后屋，当新兵时就认识。以后我任四连三排长，他任五连一排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训练、开会。刘年青时是个乐天派，能歌善舞，尤其是河南地方戏唱得好，平时喜欢开个玩笑，为此，我没少欺负他，这次也不例外。见面后我发现他明显老多了，牙齿掉了，腮邦子也瘪了，长得象电影中白骨精的娘，我两次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脸说：“老伙计，怎么长得象个婆婆呀”？说得他哈哈大笑。刘结石也无不感叹的说：“是呀，岁月不饶人啦”！
    卢书彦虽然资历比我们晚，1975年从郑州南曹公社入伍，就是当年我在郑州支农的那个公社，（我在郑州支左一文中已有记述）但他从当兵一开始就是首长警卫员，还是我们军务部门挑选来的，在部队时基本上天天见面，警卫员在照顾首长的同时也没少照顾我们，我作为机关干部，也没少沾他们的光。真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在我转业以后提了干，官至管理科长，也是近30年没有见面，这次郑州相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有机会见到战友、网友张志涛也是一大盛事。自上网以来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互致问候。从不认识到认识，从相识、相知到相交，写诗祝贺他的生日。他佩服我善写连续剧，我佩服他年轻有为，多才多艺，且都喜欢舞文弄墨，有共同语言。但我们只是在网上打交道，而实际上早知其名、未见此人。这次见面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向不喝酒的我这次破了例，因为高兴跟他连干了两小杯白酒，跟另一战友孟智辉也干了一杯。在我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精彩的一笔。说起孟智辉，战友们都说他是南京的新生代，我也只是网上认识，并不知道孟志辉是谁，这回可是见到真颜了。其实他也并不年轻，只不过比我们这些老头子要年轻些，他也是近50岁的人了，身体都发福了谈何年轻，不过他的精神面貌确确实实很年轻。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见到了另外两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湖北黄陂老乡，一个是五团的杨永发，一个是六团的汪振华，他们都是1963年入伍的老兵，分别是黄陂六指和城关人。杨永发还跟我是一个公社。在异地见到一个家乡人心中难掩说不出的高兴。当天中午在酒桌上互留电话。次日上了汽车以后他们二人还打来电话，要请我们吃饭。充分说明他们的家乡观念是多么的强烈，战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这次郑州之行美中不足的是：一是还有相当部分熟悉而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这次没有见到。二是出现意外事件——因发生水灾火车全线晚点。本来武昌至郑州快车为三个小时，慢车六个小时，去时走了11个小时，害得老毛一通霄未睡觉。返回时无限期晚点，而车站又不给旅客说明原因，害得我们在那里傻等，两次退票，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回家。但总的来说收获还是巨大的，苦头不过是一小小插曲，完全可以说这次郑州之行是瘕不掩玉，很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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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总真可谓记性过人，文才超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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