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小段所说的A、B、C几个人,受当时政治环境及大气候影响是一方面,还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气味相投,互相影响的因素,但可以说他们那三个人还是有私心杂念的,不然也不会那么执着去做,为什么别的人都没出现这类事呢?这件事彭本炎老参谋早前发的文章也说到过,我曾做过简要回复。
76年中期,全国到处追查传播有关江青的所谓“谣言”,我家乡有人因工作中与我母亲有矛盾,揭发我传播了“污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言论,说我手中有一本书叫什么《红都女皇》,我们当地公安局给部队来了一份反映我的情况的调查公函,我所在的军直高炮团政治处主任骆炳贵找我谈话,我说我没污蔑江青同志,也没传谣。骆主任叫我回忆一下探亲时对什么人、有没有讲过什么不适当的话,还开导我说:“年轻人一时难免犯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真是活天的冤枉,那本书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后来我想起来,并向主任作了说明,曾有几位过去玩得相好的发小或比我大几岁的乡友,见我回老家探亲了,特地到我家去玩,闲聊时,我曾对几位乡友说过“文革初期主要是学生串联,有工人到北京串联还反映了当地党委压制左派的事,江青同志听了后流了泪,支持了工人。”我后面只加了一句带有个人看法的话:“江青同志为这事流泪,多少有失中央首长的风度”,我承认这话有不对的地方,但我绝对不是污蔑反对江青同志。主任还是想保我的,希望我先想一想,争取在机关支部会上做个检查,也好给我地方公安局一个回复。我坚持说没有的事我怎么做检查呢?谁知当年10月份,“四人帮”被捕了,文件传达后直至游行拥护中央决定后,我们主任骆炳贵和政委李克运都说要我准备一下在团直机关批判“四人帮”大会上发个言,要树立我为“反对四人帮的典型”,我还是那样说的:“我没有诬蔑江青,也没有反对过四人帮,那怎么能当典型呢?”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总觉得“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句话好!特别好!!
我转业到公安局干了二十多年,一次因我带队从红色老区井冈山学习出差回来后,到下班时我还没及时走,我单位的一个副职领导从我手中临时借了部分剩余的公款,说是交通处的熟人委托他代买十几个人的火车票急用,他自己手中的钱不够。当时也是“见鬼”,平时放在外边抽屉中的材料纸竟然一张也找不到了,尽管知道借款应有个手续,但不可能不信任领导,也不大好意思让领导久等,只好免去了写个借条的程序,就按着他说的钱数给他了。事后,因为隔着双休日又过了好几天,我才清理好发票要去找管财务的报账,不料他竟然忘记了,不肯承认,还发脾气。我们两个争也争了,吵也吵了,没用。没借条,也没有人愿意为我、或能为我作证明,说也说不清,那么只有是我“哑巴吞钢针——痛窝在肚子里”,自认倒霉,吃点哑巴亏乃。后来适逢机关要改革,动员部分人“提前内退”,给我处有一个“自愿申请提前退休”的名额,他们谁都不想提前退,说准备向局里干部处退回这个指标。本来我是机关老人,也应到了争取力争升迁之节骨眼上,但看高莫如看低,看近莫如看远,看开莫如看穿看透些好。经权衡考虑,有误会与争吵就必然有得罪,所谓升迁、利益、得失终归见鬼去吧。于是,过了三天我忙完手头的工作后赶紧写了申请书,坚决提前退!提前退休后我就到处玩,打过“麻将”钓过鱼,唱罢京戏唱“小曲”,后来终于学会了玩地方楚剧,为票友伴琴,总算精神有所寄托。
可没想到后来我单位另一领导以为我会到北京“上访”,一找我,问了我,我说我在武汉哪里也没去呀。也许他只是想开个“玩笑”,可这玩笑似乎开得有点过了。我怎么可能就因那么一点小事情“小误会”(这样说自觉轻松些)到北京去“上访”呢?何况我还是个好吃好喝的“吝啬鬼”,有钱还不如买它几大碗甲鱼汤、排骨汤的喝喝,买几瓶“白云边”好酒干干,哪里舍得花钱去上访呢?如果问我,实话实讲啊,对单位个别领导我肯定是有些意见的,可我绝不是那种“鸡肠小肚”的人,直到这个副职领导后来提拔成为正处,我也没有说一定跟他过不去,捣他什么“鬼”。今天“背时”明天努力再赚回来!要说不公不平,我连个大点的福利房都没搞到手,商品房我过去买不起,今天涨到一万多元一个平方,就是把我全身的肉剁碎卖了,也还是买不起呀,就百十来斤呗。除非我能变成国宝“大熊猫”,那兴许还有可能实现我的大房子、大书画厅——我的“中国梦”……哈哈!算了,不必计较,不必费神,以防“脑力过劳”发生“脑意外”,那才真的是不“见鬼”也得见马克思、毛主席了,过于认真划不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健康才是最要紧的。
往事如烟,拦都拦不住的,一切都自自而然地过去了,也没什么,我还是我,就这么个德性。老革命前辈陈云的儿子说得好:“人死了不就那么一小块土吗?”打好人生的“长拳、太极拳”,不故意惹事,不没事找茬,才是我的本性和风格,不然哪有今天这么轻松自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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