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七连确实非常光荣，六团七连与晖南所在的野炮二连是全师仅有的二支连续十年的四好连队，是武汉军区重点关注的单位。战斗英雄大名鼎鼎的李芝敬副军长好像就是七连出来的。

   段景聚连长61年老兵，干瘦的脸庞，挂着一对特别有神的大眼，好像他的腰受过伤，但一做起战术示范和刺杀动作，就俨然一个利索勇猛的战士。

   侯国亭是老指导员，59年入伍，大概是组织对先进连队放心不下，好多同龄兵已当了教导员，他仍原地不动，这可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上过天安门和毛主席握过手，还参加过全国的党代会，咱们当时有幸在七连，和他经常握手，但可惜他早年在丹阳湖过世了。

   记得一排长姓胡、二排长韩忠平、三排长杨新平、四排长刘二毛、司务长记不清名字了，大概是65年的光山人。后来彭信生当上士。

   篮球是那时主要运动项目，记得连里有两个人打的特别好，一个是三排长杨新平，擅长打中锋分球技术好，打球动脑子，是团队的主力。我们一直很要好，后来他转业我到他单位和武汉的家看过他，他也到北京我家看过我。还有一个是唐山的邢福乐，听他的名字就叫人高兴，老邢个不高，属精豆子型的，运球灵活满场飞，投篮还特准，他不仅球打的好，吹拉弹唱样样能，我印象中他没怎么训练过，几乎天天在师团宣传队泡着。

   泸生是连部的老卫生员，文质彬彬的，整齐干净，每天背着长方形硬壳药箱子在训练场上、田间地头跑来跑去，是一个大好人，我们之间非常好，曾多次去武汉江汉关他的家住过，受过他父母的关心。

   那年部队来了广东兵，这些比湖南更南的兵，不仅长相有特点，说话更有特色，欧创仔是佼佼者，刺杀、投弹、干农活都相当出色。创仔为人重感情，每次探家回来我们都能分享从未吃过的地道的广东美食，什么腊鸡、腊鸭，裹着冰糖花生的炸饺子，真是美死了。还有一个姓夏岁数较大的广东兵，（可能名字有误），普通话说的不好，经常和我们私下讲他们家离香港有多近，每年多少人游水去香港，讲到得意处还学几句香港电台播送的万宝路香烟广告词“曼宝、曼宝，曼宝，最好”，这可能是当时战友们听到最早的广告词了。

   我还想念我的老班长李世忠，他为我这毛病多的    兵没少费心血，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吗？！

   七连的能人多，接侯国亭当指导员的是宣传干事郭鸣周，人有激情，善于鼓动,宣传画画得好,豫剧唱得好，放过电影，当过师团的宣传队长不知现在何处？庞尔当兵比我早，胃一直不好，后调师报道组成为骨干，他的海盗故事，闻名二师。宋国清来自开封演艺世家，军师团宣传队汇演离不开这个吹笙好手。理发员单文明从没搞过体育，被抽去扔链球，直至参加军区比赛，居然拿到名次，真不简单！

   有一年武汉军区舞蹈队下连锻练就住在七连，他们每天超常辛苦训练舞蹈动作，我在那时初识了舞蹈之美，知道了芭蕾手位、大跳、倒踢紫金冠等，知道了舞蹈的提升叫开窍，我和其中一个男演员杨明黎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交往了十几年，后来他调到了通讯兵歌舞团就失去了联系。

   九一三事件，部队正在师后勤部施工，盖领导宿舍。那时最发愁的是磨水磨石地板，双手都泡烂了，摸什么都痛。下午接到紧急通知，全连立即停下活，集合起来，一路小跑回到六团连队，一口气没松就领弹药、领粮食，接着就出发，一路强行军到了六十里开外的紧急疏散地-------谷熟集。

   到了集散地，开始很紧张，上下都晕头晕脑不知究竟为何事而来，大约一周之后便松懈下来，每日基本工作和营房一样正常训练。

   在这儿当中有两件事记的很清楚，一个是看到了不明飞行物。时间是在吃过晚饭不久，在天空南方偏东的地方有一个橘红色扁圆的火球，它不规则的上下跳跃横向移动，有十几秒的时间，然后它的底部突然喷出像火箭发射般的火焰，直直的向上空奔去，大概也有几秒钟的时间，越飞越远消失不见。当时人们都饭后在街道上扎堆聊天,起码几十人都看到,相信附近其它连队的人也都看到,晖南一直关注飞碟,你说说这是什么?

   还有件事就是我们连部发生了擦枪走火事件。记不清楚当时是谁擦枪,反正当时连队干部的枪都是连部的人擦,好像被打伤的是文书吴楚文,胳膊中了枪,幸好没打到骨头，所以他很快就痊愈了。

   七二年还有一件很惨的事，夏日炎炎，六团被军区抽验，那年的天，那叫一个热！热的喘不上气。我们营出了商丘就向南边的张庄走，豫东的张庄真多，走了三天过了无数张庄，都没走对，无法和大部队靠拢。这次小拉练苦不堪言，部队三天只睡了几小时觉，再加上红眼病、骚档、痱子，人每天都是没知觉的在走，夜里睡着走，白天晕着走，疲劳已到极限，好像是副指导员王业万，在田埂上走着走着就掉到井里，那次拉练是我经历的最苦一次。

   七一年冬季，部队接着拉练，这次去的是山东鄄城，宋江的老家。一路途经荷泽、济宁，那次行动山东的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因为解放战争以后那里再没去过部队，真是走一路鱼水情一路，山东人民好得不得了！

   过了青堌集，部队一宿营就感觉不一样，村干部带着劳模、民兵热情迎接，村里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用，妇女队长给我们送鞋垫，给我们洗军衣，村书记为连队准备了一头大猪，供战士改善伙食。晚上民兵还和我们一起站岗.现在想起来有点不是滋味的是；我们住在一个富农家,那年代整天都在讲阶级斗争,这富农有文化,长的也标准,可是外衣胸口处,明显的缝着一块黑布,上面清楚写着【富农】二个字,这标帖用意明显,就是让人认明身份,警惕他的行为。这老人恭恭敬敬，出门事必报告，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进我们的住屋，还要每天为我们打水扫院子，他热心送我们一些当地好吃的东西，可是谁也不敢吃，甚至不敢看他含着眼泪的眼。那年代就是这样，该怨谁，又能怨谁哪！别的班也有住地主家的，我想，也是一样。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以后会是什么样呢？现在好吗？！

   到达鄄城是清晨时分，那一天后半夜行军，天下凌冰,二十里路走了五个小时,途中不知摔了多少跟头,零下十几度的天,混身上下都是湿透透的。一到驻地,老乡送来最好烧的芝麻杆给大家烘烤衣服，守着暖暖的火，我依偎着潮潮的被子，软软的躺倒了，没过多久，集合哨又吹响，班长催促起来，说工兵营在黄河的浮桥架好了，要组织抢渡。我实在垮了，说了一句“头痛”，班长回了一句“你不用去了”，转身带着全班钻进还在下的冻雨中。

   往事历历， 七连难忘，难忘七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