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 作者：张吉明

分   家

张吉明
   
“唉——”妻子玉兰的一声轻叹，象一根针刺痛了我的心。她轻轻地放下父母亲让我们回去和二弟分家的信，忧心忡忡地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好了，分家也许好一些，但像和大弟分家时那样，分一次家得罪一个兄弟媳妇，往后你我这大哥、大嫂怎么做人呢?想来真叫人发怵。”说完，秀美的圆脸上浮起一层郁郁的愁云。妻子的话，勾起我痛苦的回忆，大弟分家时的情景，清晰地浮上脑际……
一
    那是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了父母亲的加急电报：速回分家。我的心里顿时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参军十五年来，父母亲重病住院也未曾发过电报，只是在好了以后，才来信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次分家，不仅来了电报，还是“加急”，事情难缠，可想而知。我把电报递给妻子玉兰抱歉地说：“家里的事……唉，你看咋办?”她明亮的眼睛闪着和悦的光芒，爽快地说；“我们当大的，为父母分忧解愁，义不容辞，老人为难之际，岂能袖手旁观！”
    玉兰是省城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趁暑假，千里迢迢，探亲到部队刚八天，凳子还未坐热又折腾着返回老家，我实在过意不去，吞吞吐吐还想说什么。她催促我说：“别婆婆妈妈的啦，快向领导反映，能准假赶紧走吧!”好在部队工作不太忙，我当年未休假，领导就批准了。
    当我们风尘仆仆，急急火火迈进家院时，院墙东倒西歪，既无鸡鸣，又无鸭叫，零零乱乱地堆放着些烂柴草。开裂的窗户纸在微风中瑟瑟发抖，破旧的房门虚掩着，整个家院毫无生气。蓦地，一种凄凉冷落之感涌上心头。啊，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家、给我童年留下无数美好梦境的故乡吗?我和妻子的心都冷了。
    推开屋门，盘腿坐在炕上的母亲，用惊异的眼光木然地看着我们?我和玉兰不约而同地叫了声“娘!”娘才如梦方醒：“啊，是大刚(我的小名)、兰子回来啦?”她瞅瞅我又看看玉兰，似乎盼到救星一样，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嘴里念叨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我进屋后，总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环视屋里陈设，才知方桌、椅子、柜橱等像样的家俱和自行车早已搬到弟媳的新房里去了，只有一张用弯八曲里的木棍支着的破桌子依旧靠墙呆立。
    我仔细端详着娘因缺乏营养而显得又黄又瘦的面容，深深下陷的双眼蒙着一层暗淡浑浊的灰尘，眼周围一圈明显的黑晕，皱纹像核桃皮刻满眼角腮边。几年前乌黑的头发已有大半染霜，高高的颧骨凸出来，右侧脸上有一条寸把长的明显的伤疤。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老兰土布褂子和一条旧青布裤。玉兰平时给她买的一块块好布料，她都舍不得穿，留着给弟弟娶媳妇用。看到母亲这副模样，我一阵心酸，差点掉下泪来。
“娘，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唉，…”母亲长叹一声，刚浮起的一丝笑容倏地消失了。可以看出，老人家有难言的苦衷。
二
过了一会儿，母亲的苦水便像潺潺的小溪流淌起来……
    “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月，整天吵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菜地没收了，鸡鸭不让养，副业不让搞，农民的手脚都给捆死了。春夏秋冬，土里刨食，工值两、三毛钱，咱家三个棒劳力苦熬一年才分十几元，够干啥?!社员们越干越没劲气，干活一窝蜂，磨洋工，一天能干完的活，三天也干不完。误了农时，又缺乏管理。结果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年年粮食不够吃。咱家你弟妹俩和我吃闲饭，六口人每年缺粮一千多斤。偷偷摸摸买一斤玉米四毛五分，死贵不说，弄不好叫市管会查住还要没收。庄户人家，没有粮食又能到那里去弄钱呢?咱家成了无底洞，你俩省吃俭用给那么多钱，全搭进去了，也填不满这个坑。
    “粉碎四人帮后，卡得不是那么死了，但农村的景况还是闺女穿她娘的鞋——老样子。而咱家却是 一码 事接着 一码 事，你大弟玉刚、二弟德刚都大了，又该盖房子娶媳妇。我和你爹商量，过日子都是属节节虫的，过了一节说一节。咬咬牙，盖!原想盖六间，他兄弟俩每人三间，但家里翻了个箱底朝天，加上你们给寄回来的一百五十元，借了一屁股债，才盖起四间。”
    我急切地问：“杏花弟媳刚过门一年多，为什么就要分家呢?”    ．
    娘意识到自己的哆嗦，捶着头说：“看我，唠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有什么用呢?我原想，七百元的饥荒倒不怕，人不死，账不烂。三个劳动力年终多少总要开点支，我辛苦点喂口猪卖点钱，你们再给点，家里紧巴两年就差不多了。谁知，生产队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咱家也是今年盼来年，年年都枉然。说句丢人的话，有时杏花要一件的确凉衬衫，一条凡立丁裤料，都给她买不起。当老的也愿意叫媳妇穿得体体面面，年轻人高兴，咱脸上也有光。去年秋天，为了给杏花做身新棉衣，我整整割了一个月的青草卖。中秋节那天早上，鸡刚叫两遍我就起来找你叔伯嫂子一起去食品公司奶牛场卖草。黑天摸地，老眼昏花，看不清掉进路边生产队挖得菜窑坑里。刚巧碰在一块石头棱上，只觉得麻辣辣地痛，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等我挣扎着爬出来，到家一看，才知道被划了一条寸把长的“孩子嘴”，要不是赤脚医生月娥及时给包扎伤口送到医院缝了五针，还不知成什么样子呢?
    “不是等天亮再去吗?”我心疼地抱怨说。
    “那时节卖草的人多，去晚了人家就不要了。”我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啊，敬爱的母亲，难为您一颗慈母心啊！
    娘用手摸着脸上的疤痕平静地说：“为了孩子们好，我吃点苦倒没啥。但一次两次满足不了要求，杏花不会见怪，天长日久，难免不高兴。这年月，谁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人家急等着用钱的账老还不了，也不是个事。那时，我不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要穿要花，家也实在不好当。树大分权，乌大分窝，玉刚缝衣做饭也有人照料了，早点分开，杏花自己也好过日子，再不能跟着我受这熬不到头的罪了。只是我寻思着分家有两个坎坎不好过：一是房子给杏花几间，二是欠的饥荒给不给她分。你们当大的，在外边工作识文断字，知情达理，让你们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说和说和，甭管怎么着，把家和和气气地分了就算了。”
    看来，家是要分了。
    晚上，除杏花住娘家未回，全家人都回来了，见到我和玉兰，自然十分高兴。然而，从大弟玉刚的笑容里，明显地流露出惭愧歉疚的光。麦季，队里每人分十斤麦粒，早就吃光了。没有白面，娘过意不去，非要去借，还是玉兰苦苦劝住，娘只好做了些荞麦面素馅饺子让我们吃。娘拿出她泡的拿手红枣香醋让我们吃。看见枣醋，想到红枣是我们这地方的大笔经济收八，就问娘：“今年的红枣不是能卖不少钱吗?”
    这话顿时使娘来了气：“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了。本来今年的枣花开得密密麻麻，可是公家的财产没人心疼，该灭虫了不喷药，眼睁睁叫虫子把枣叶吃个精光，这还是用去年剩的几个泡的醋。”娘泡的醋是酸的，我咽下去的比醋还酸。
三
    过了两天，玉刚把杏花从娘家接回来，商量分家。   
    父母的意见是：四间新房大弟，二弟各两间；饥荒尽量给大弟少分点，考虑到他们分门另过白手起家比较困难，但必须分担点。否则娶一房儿媳欠下的债都让老的还，老骨头榨了油卖也还不清。
杏花的意见是；新房要三间，饥荒一分也不要。理由是过门以前介绍人说过家里给房三间，没讲过有饥荒。
在订亲时，杏花并没有非要三间房，可是，不知怎的，在迎亲前几天杏花传过话来，房，不给三间就不来了。父母一听急了眼。心想，二十四拜拜完了，剩这最后一哆嗦了，不能让到家的凤凰又飞了。再说，杏花要三间房也不过分，就答应了。大弟玉刚深知父母的难处，感到实在过意不去。他想自己结婚借了那么多债，分文未还，家里又穷得叮当响，农村眼下这个样子，何年何月能再盖起房子呢?眼看德刚弟到了当娶之年等着房住，我怎能光为自己，苦了弟弟呢?于是，他给父母亲说：“我们分两间房先住，有条件后再盖，杏花的工作，我做！”介绍人也是好心，家里有一分好，她恨不得说十分，媳妇没过门那敢讲叫人家挡饥荒的晦气话呢?大弟玉刚的解释，使杏花的耳朵磨上了茧，但等于嘴上抹石灰，她根本就不听。父母的想法一讲，杏花就流着泪说：“你们说话不算数，这不是骗我吗?”
    父母亲一再摆家里的实际困难，让她体谅一下。杏花呢?脖子一梗：“我又不是吃着河水，管不了那么宽！要知道你们家是这样，我还不来哩!”
    这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杏花你也太那个了，说出这种不情理的话，把那大年纪的父母亲闹得这样难堪。我实在心里窝火，脱口说道：“如果知道你是这样，我们家还不要你呢！”
    这句话可惹下了大乱子。杏花一气之下说。“好，你们家不要我，我走！”说完从衣柜里拽出一个小包袱，哭着冲出家门。玉兰和玉刚弟没拦住，紧紧追出去。娘不住地用衣襟擦着眼泪，责怪我说：“大刚，在这当儿，怎能说那话呢?”父亲则任无声的泪滴从脸颊流进嘴角。我的心房像刀绞一样，难以言喻的苦痛。
    还是玉兰有办法，她站在门外拉着杏花的胳膊边开玩笑边解劝地说：“杏花，你这美人儿可不能走，你走了，玉刚到那里找这样好的媳妇呢?”
    “我说的是家里别人不稀罕我！”杏花怒气未消。
    “那你就太冤枉人了！”玉兰接着说，“你可比我身价高，全家人把你当宝贝。介绍人给娘说，你能干老实，脾性好，是三里五乡数得着的好闺女。咱那老婆婆乐得做梦也笑出声来。为了玉刚和你的婚事，一分钱也攒起来，舍不得花，还四处求亲告友去借，给你买了四百多块钱的衣服。你大哥给你们寄回来的二百元，还是他卖了手表又借了点凑的。至于他的话，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他是雷公嘴脸，菩萨心肠。这次你大哥看到家里欠这么多账，打算把我几年来存的二百元钱也动员出来，给家里还账，减轻父母的负担，你们也少分点账。这怎能说不稀罕你呢?”
    一席话使杏花哑口无言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既然成了一家人，咱不仅要为自己打算，也该为家里想想。”玉兰趁热打铁地说。
    “你知道，大嫂是未花家里分文过门的，如果当初大嫂先要三间新房，当然也是应该的，那我们在那儿住?哥嫂为我们结婚不知花了多少钱，大哥把钱全部给了家里，嫂子一个月三十多块钱，除了吃饭只剩不到二十元，开门过光景，吃穿花用，存二百元多么不易，这次分家又给了家里挡饥荒。他们何苦呢?人心换人心，还不是为了我们。再说咱娘吧，对你多好啊，重活脏活不让干，吃饭怕你不好意思，一天三顿总是抢着给你盛，好的、细粮总是先尽你吃饱，总是咱们小辈吃了比她吃了还高兴。一年来，从未粗声对你讲过话，更未红过脸。思前想后，桩桩件件，一条一缕，没有什么对不住咱的。人总要讲良心，眼前的困难，怎能一古脑儿推给老人呢?” 大弟玉刚也是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
    劝到半夜，杏花总算回屋了。
夜晚，一阵狂风刮过，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噼噼啪啪的大雨点从天而降。躺在炕上，我的心情就像这乌云翻卷的夜空。这时，玉兰凑到我的耳边嗔怪地说：“你真是一句话撞倒南墙，也不体谅一下人家杏花的处境有多难?她爹三年前去世，借的钱到现在，还有一百元未还，她一走，两个妹妹小，娘仨又没劳动力，什么年月还?她就用这次结婚买衣服的一部分钱还了账，你知道她为这事掉过多少眼泪?平时连洗发膏都舍不得买，怪可怜的。一分家，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都要买，再给她堆在身上那么多债，还怎么过日子?谁能不急?再说房子两间，连个做饭的地方也没有，确实是紧了点。谁能不为今后打算呢?”
我正为上午的失言而歉疚，她又神秘而亲昵地说“刚，和您商量一件事，结婚三年来，我存了二百元钱。回家前，我不声不响地取出来了。这是咱们的全部积蓄。我想，如果家里没欠多少钱，分家顺利就算了。你知道为了提高授课水平，教学质量，买录音机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父母遇到难处，看来只能火烧眉毛顾眼前先给家里了。这样，既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又能顺利分家，你看行吗?”
    听到这里，一股热流涌遍我的全身。啊，亲爱的妻子，甘苦寸心知。你为了凑这些钱，一日三餐吃素菜，节俭的近乎寒酸，三年没买过新衣服，一月供应一斤的猪肉，你舍不得花钱买，一年发12张票你送给别人11张，那1张票，还是在山东青岛市工作的弟弟媳妇来看你，为了招待她买了一斤猪肉包了饺子，而今天你却倾囊以解父母的燃眉之急。你的心贵比黄金，洁似白玉，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妻子以沫相濡的深情，顿时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洗脸杏花找到玉兰悄悄地说：“大嫂，昨晚的雷声真怕人，吓得我直往被子里钻。听老人说，虐待公婆，天打五雷轰。我想那雷一个劲儿地围着房顶转，是不是给我显动静呢?”玉兰笑得前仰后合，捣了一下杏花的腰肢：“你呀，迷信脑瓜！”
    杏花正正经经地说：“真的，大嫂，昨晚我思谋着你的话，半宿没有睡着。玉刚也说我，确实，一家人不能光顾自个儿，我不该难为老的，房子我只要两间。玉刚说了农村也不能老这个样子，我们自己盖个棚子能做饭放杂物就行了，饥荒看着给吧。”
    除了玉兰还的二百元，余下的三一三剩一，大弟二弟各一百五，我二百。家就这样，算顺利地分了。
    晚上，为了吃顿“团圆饭”，娘借了邻居几斤白面，割了几斤肉，包了饺子。然而，沉重的债务，分家后的艰难日子像一座山压在全家人的心头。饺子是什么味，谁也没心思品它。
四
    一别三年，我和玉兰都没有回过老家。家里来信说近两年生活大变，外债已还完，妹妹已经出嫁，二弟也结了婚。尤其是今年春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更是丰衣足食。每封信都说父母亲非常想念我们，让有时间一定要回家看看。这次探家回到玉兰所在的学校，原打算是要回老家的。可这一次又说给二弟分家，不禁使我们想起那次分家时不愉快的往事，心里总是疙里疙瘩的。玉兰更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想到日后妯娌们相处怎不为难呢?不过再不回去，也讲不过去了。
    长途公共汽车沐浴着朝阳的金辉，奔驰在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十月金秋，正是收获和抢种小麦的繁忙季节。公路上，运庄稼送肥的人欢马叫，车水马龙；田野里，男女老少欢快地忙碌着，谷穗金黄，高粱火红，棉桃则开满雪白的花团，那喜摘新棉的姑娘们，就像色彩斑斓的蝴蝶翻飞在花间。整个大地就像一幅浓笔重彩抹成的宏伟壮观的丰收油画，令人赏心悦目，激奋不已。车行到故乡县境时进入了山区，沟沟岔岔，村旁路边，枝叶葱笼的柿树挂满桔黄色的小灯笼；漫山遍野的枣树上，大红枣儿象红玛瑙缀满枝头，熠熠闪光，蔚为壮观。从人们欢愉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家乡变啦！
    当我们带着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刚到村口时，只见德刚二弟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迎面而来。见到我们喜出望外，还一个劲儿地埋怨为什么不提前来个信。他麻利地把东西放在后衣架上，就把我们领到他靠路边的新居。看到隔壁大弟玉刚的门紧锁着，我问他们那儿去了。二弟告诉我说：“政策顺人心，黄土能变金，但全靠汗珠子浇。眼下大忙的秋天，人人都恨不得黑夜当作白天干，就是那最不成器的二流子懒汉，也是汗珠子摔八瓣，撅着屁干。要不来年喝西北风啊l”是的，生产责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改造了好逸恶劳的人
    一进屋，德刚就倒了两杯茶说：“哥，嫂你们累了，先喝茶，落落汗，我给咱娘把东西送去，让娘来。”说完拎着东西一阵风走了。我注意屋里的摆设竟吃了一惊：亮堂堂的屋里，栗色带穿衣镜的大立柜，五斗厨，写字台一应俱全，缝纫机、沙发、茶几摆得井然有序。写字台上。“三五牌”座钟，“红灯”收音机全是新的。炕上印花大床单，长绒毛毯，红绿锻被，相映生辉。本来宽敞的屋子都显得窄小了。这至少要用上千元，家里能负担的起吗?父母的房间里一定更空了吧？团团疑云萦回脑际。
    正在这时，院里传来德刚和母亲的说话声，我和玉兰赶忙迎出门外。只见母亲红光满面，胖了，也年轻了，头发似乎也黑些。她见我们后直乐得合不拢嘴：“你们可回来了，带那么多白面干什么，又不是那几年了！”说着紧紧拉住玉兰的手不放，生怕她飞了似的。
    “这几年咱家的日子，真像大喇叭里常说的叫什么‘上楼梯吃甘蔗，步步高、节节甜’！农村政策变好了，咱庄户人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活脱多了，谁家不是肥得流油！”说到这里，母亲像猜透我的心思一样说：“别看德刚屋里家俱这么多，咱可是一分也没借啊！”娘的话像欢腾的小河，载着笑声，载着欢歌。德刚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政策落实了，生产队的经济作物增加了，副业也发展起来。农村人不惜力气，父亲我俩劳动去年光砖厂一项副业收入，就分八百多元，加上经济作物开支共得款一千多元，母亲还卖了两口肥猪也得二百多元。平时的零花，母亲喂得鸡和兔，卖得钱就足够了。今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虽然先前与二哥分家了，但咱们的地还在一起。农忙时，我和咱爹、二哥一块种庄稼；农闲时，父亲管理庄稼，我和二哥外出给人制砖坯，当小工，单这一项就赚三百多元。全家要粮有粮，花钱有钱，什么也不愁。还有近千元的存款呢?这光景如果在三年前，杏花嫂子也不会斤斤计较。
    到了父母住的旧家院，院墙已重新整修好，房檐下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的玉米棒子，院角里堆满谷物豆菽的秸杆，藤蔓，一群肥兜兜的白“来航”鸡正在觅食。坐北朝南的房间里豁豁亮亮，三年前的破桌子，大概早已进了灶堂，代替他的是地黄色的厨柜，靠北墙根摆着红漆带抽屉的方桌，漂漂亮亮的木椅，雪白的墙壁上贴满年画、宣传画，满屋里红花绿叶，春意盎然。此时，心中的疑团烟消云散了。
    不一会儿，大弟玉刚、杏花和德刚媳妇雪梅闻讯都来了。雪梅没见过面，认过我和玉兰后还有点腼腆，杏花却显得格外高兴。他半开玩笑半抱怨地对我说：“大哥也真是的，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一个大军官，没曾想胸量那么小。分家那时怨我眼光短，冲撞了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吧，你也该回家看看爹娘呀！我和玉刚商量了，你再不回来，我就准备和你小侄儿一起去用八抬大轿接你啦！”她这一席春风一样的话语，早把我三年前尚存的一丝积怨吹到九霄云外了。我赶忙结结巴巴地解释说：“那……那里，工作忙，没……没空闲。”玉兰呢?早被杏花连拉带扯，又说又笑地请到她住的屋里去了。
    晚餐娘准备的极为丰盛。趁娘上菜的当儿，我给玉兰使了个眼色，起身跟到厨房，悄悄问写信分家的事儿。娘听了竟“吃吃”地笑起来。二弟德刚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  “大嫂，你们中了咱娘的‘调虎离山’计啦!她想大哥大嫂了，就让写了那封信。其实，入秋时娘就说家也是实行责任制好，早分了。各屋的东西归各屋，那一千元的存款对半分，让它在银行里存着吧，又不急花。”
    突然，娘说“等一下”，转身跑回屋里，只听一阵开箱声后，拿着个厚厚的大信封出来，硬往玉兰的手里塞。把我们闹得莫名其妙。
看到这情景，大弟玉刚说：  “大嫂，眼下娘手头有钱，你就拿住吧。老皇历不能翻了，三年前的历史已经过去了。那年分家花了你二百块钱，咱娘心里老是过意不去，这就是让你买录音机的。那时，连肚子也填不饱，不敢说大话，现在好了，如果你买电视机钱不够，现要三百二百的咱有!”
杏花接过话茬说；“生产队允许个人烧砖，玉刚、德刚兄弟俩已烧好六万块砖，准备盖六间卧砖到顶的大瓦房，根脚已打好，只等秋后农闲时动工。盖上新房俺还买电视机哩!”看她说起来，好象比垒个鸡笼还轻松，远不是三年前硬要一间房子那时的拗劲儿。
父亲原本是不喝酒的，也不让我们喝。今天却特别高兴，拿出两瓶老白干，非要每人喝两盅，连一两岁多的小侄儿也灌了一口。两盅酒下肚，父亲的脸，像熟透了的红高粱，两个弟弟的脸上也烧起了火把，小侄儿油渍麻花的脸蛋红得像苹果，又好笑，又可爱。
娘跑前跑后，端上暄腾腾的白馍馍，香喷喷的大米饭，看着儿子、儿媳，更是眉眼里都要笑出声来。合家欢乐的聚餐，使我享受到了和睦家庭的天伦之乐和幸福。穷，教亲人不和，富，使家庭欢愉啊!
两次分家，为什么一忧一喜截然不同?夜深了，躺在炕上，毫无睡意，望着窗外的明月，我想了很久，很久……

1981年5月写于江苏宜兴川埠部队营房
发表于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艺》198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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