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话当年（上）

出生入死话当年
——访抗日战争时期的县委书记苏玉振同志
张吉明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宝贵生命，而为着取得这一胜利，还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出生入死在敌后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原保定市人大副主任、保定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苏玉振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走访了苏玉振同志。86岁高龄的苏老一听我的意图，脸上瞬间泛起激动的红晕。60年弹指一挥间，当时舍生忘死，掖着脑袋打日本的情景，历历如昨，浮现在眼前。8年血雨腥风、生生死死、波澜壮阔的斗争怎能忘怀?苏老稍事沉思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苇塘脱险
    1941年是敌后抗日工作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日本鬼子为了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消灭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到处建据点、筑岗楼，并三天两头到藏有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的村庄进行扫荡，抓捕消灭抗日力量，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我从1939年任霸县县委书记起，就一直在敌后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反“扫荡”。
    1941年5月，大扫荡的前夕，我们活动在固安县南部的蛮庄、三公庄、朱家铺头敌人据点包围着的中间地带发动群众。四周都是鬼子的据点，北边是马庄、太师庄、东边是高庄，西边是板家窝，南边是八洋庄，只相距5—6里路。在凶残的敌人眼皮子底下发动群众抗日，真是老虎嘴边拔胡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一天晚上，我们住在蛮庄。北边太师庄据点的敌人，一个劲地朝蛮庄打炮。我们知道第二天敌人准要出来扫荡，这已成为规律。凡是敌人第二天要扫荡了，头天晚上，他们就向住有八路军的村庄周围扇面打炮，进行搔扰，让八路军无法休息，增加疲劳，趁你凌晨累困交加正沉睡之际包围扫荡。在蛮庄无法休息，我们便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三里外的三公庄，敌人往这里还是打炮，天将亮时，我们又转移到朱家铺头，这里稍微安全一些。天亮后在老乡家里，老乡赶忙为我们抱柴禾，贴饼子做饭。刚放下饭碗，就听到老乡喊：“快着，鬼子进村了，快跑!”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敌后活动的抗日干部来说司空见惯，家常便饭。因此，我们并不惊慌。我和县公安局长朱干首先判明敌人是从村东北方向来，立即安排县农会主任蔡云斋，县妇联主任徐亚男二人带领群众转移走了，我带着通讯员郭凤池和多树楷两个人，朱干局长带着三个公安员从村南撤出。刚出村，就见敌人的骑兵从村子的东北、西北两边向东南、西南迂回过来，情况非常紧急。我和公安局长商量，村南边是一片开阔地，再继续往南跑，正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时正值五月，青纱帐尚未长起来，正好村南一块三亩左右的苇塘，芦苇已长到过人高，可以藏身。我们决定，我在北头，他在南头，立即隐蔽进芦苇丛中。
刚躲进苇塘，敌人的骑兵就“踏、踏、踏”地从苇塘边向南迂回过去了。上午10点钟，大批的扫荡队伍就来了。正好离苇塘不远的南边的有两颗大树，扫荡的伪军大概是走热了，就在大树下乘凉。一阵清风吹来，苇杆摇动，苇叶“哗哗”作响。早被八路军吓破了胆的伪军，总感到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处处都隐藏着八路军，一听苇叶响，立即大呼小叫：“苇塘有人，我们看见啦，快出来吧，不出来就开枪啦!”敌人咋呼是以此壮胆，但没有一个敢进苇塘搜。因此我和公安局长约定，敌众我寡，避免正面冲突，只要敌人不进苇塘搜到身边，决不开枪暴露自己。
    我们深知伪军也害怕，有时他们明知有八路军藏着也不敢搜。因为那些明给日本鬼子干，暗里为八路军做事的伪村保长，经常警告伪军：“到村里来，要吃给你们吃，要东西给你们东西，吃了拿了赶紧老老实实地走，不要在村里乱翻乱窜，小心碰上八爷吃黑枣(枪子)!”因此，任凭伪军喊叫，我们就是不动声色，结果，过了一会儿，伪军看没什么动静，也不敢贸然进去搜，也就走了。我们总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脱了险。而妇联主任徐亚男，却因汉奸告密被抓住。
   
“我的命就是人民群众救的”
    说到这里，苏老感触颇深地说：那时候在鬼子据点夹缝里抗日，随时都有被抓、牺牲的危险。不要说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是老百姓给的，还要群众处处保护、掩护，我的命就是人民群众救的啊!
    1941年6月间，我任霸县县委书记，因为反“扫荡”，加上固安县大队长是由霸县中队长提升的，我们很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我就和同志们来到固安县境内东湖庄一带游击区和敌人周旋。
    日本鬼子很歹毒，为了消灭抗日力量，经常“扫荡”，往往是拂晓包围村庄，乘人正在睡觉毫无准备之机，天一亮就突然进攻，搜捕抗日的八路军共产党，我们吃了不少亏。为了躲开敌人的拂晓包围，每当夜里两三点钟，游击队就到永定河边的大堤柳林行子里躲起来。因为头一天夜幕中我们和友军发生误会，双方都“砰砰、啪啪”开了枪，一喊话才知道是自己人，幸好没造成伤亡。第二天又去躲情况，固安的日本鬼子顺着永定河大堤过来了，我们的哨兵和敌人的尖兵遭遇了。天还很暗，哨兵听见不远处有人。先问对方“口令”，对方未答即开枪了，由于头一天的误会，哨兵还以为是自己人，就喊“不要开枪，我们是33大队的! ”敌人一听，正要找八路军，枪越打越猛。这时天也蒙蒙亮了，一看日本鬼子的黄军装，“是敌人!”我脱口而出，“赶紧撤!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必须迅速摆脱敌人，不能让敌人粘住。我手里提着盒子枪，猫着腰沿着大堤边飞快地跑，敌人的子弹不停地在身边“嗖嗖”地飞，我的胳膊受了伤也不觉疼。当摆脱了敌人的追赶，跑到安全地带时，通讯员郭凤池发现了：“你的胳膊上怎么流血了? ”一看才知道受了伤。
    说到这里，苏老脱下短袖衫，只见他的右大臂后侧一个蚕豆大的伤疤，而距此约20公分处的右肩前侧却有一个酒杯大深深的疤坑，只有一层皮紧挨着肩头。苏老说：这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子弹打的，是炸子，侥幸没打断骨头，否则不仅胳膊保不住，当时正是夏季七月，如果感染腐烂说不定命也就完了。我的命就是爱国医生蒋仲三救的。他的继续讲述，把我带进那艰险的岁月：
    当时县大队没有医生，大队长宋焕章把我交给区小队长刘庆山，说：“咱大队没医生，你负责给丁世英(当时化名)书记请医生换药，养好伤。”后来由区小队长刘庆山安排我和两个通讯员一块回到东湖庄村。刘从固安县城南关请来了医生蒋仲三。蒋医生看了伤说，只伤着骨膜，未伤骨头，不要紧，但因是炸子，伤口肌肉破碎，不好愈合，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必须每天换一次药。
    东湖庄村离敌固安县城十里路，开始蒋医生每天骑自行车来给我换药。找敌占区里的医生换药生死攸关，非同小可。从医生讲，他是私人诊所，如果鬼子知道是给八路军的县委书记治伤换药，就会立即把他抓起来杀头，倾刻家毁人亡；从我们这儿讲，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告诉鬼子有八路的县委书记负伤，一抓一个准，非丢了命不可。开头几天，蒋医生骑自行车出来，骗敌哨兵说下乡出诊。没几天，敌人搞强化治安，见骑自行车的就开枪，没收自行车。他只好步行十里路来为我换药。一来二去，我们认定蒋医生是爱国的，为了减轻蒋医生的疲劳，尽管离敌人据点近增加了生命危险，但我们还是转移到离固安县城仅有5里路的小西湖村。半个月后，我的伤基本痊愈，由于形势紧张，我又回到县大队。
    最后，苏老满怀深情地说：“在我治伤期间，辗转住过两个村，离敌人远不过10里，近只有5里，尽管当时日本鬼子极力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肆意诬蔑八路军共产党是共匪，并悬赏抓捕八路军的县委书记，那么多群众知道我养伤的地方，但我养伤近一个月，没有一个群众怕自己受牵连或为得可观的赏金而告密。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保护，我早就没命了。是蒋仲三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治好了我的伤，是人民群众不怕杀头，保护了我的安全。人民群众爱国炽情天地可鉴，救命之恩永生难忘。怎能忘记人民、脱离人民呢?”
   
“日本鬼子给我们站岗”
    在平原和敌人周旋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冬、春季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躲无处躲，藏无处藏，让日本鬼子堵在门口的事，是常有的，那种危险，可想而知。日本鬼子给我们站岗，就是这么一回险事。
    1942年春天，是日本鬼子最疯狂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最艰险的时期。我任第二联合县县委书记，化名丁世英，后来，我又恢复原名苏玉振在固安县一带发动群众抗日。日本鬼子为了抓住我，就给各村的伪保长布置任务说：“苏玉振、丁世英是一样样的，抓住大大的有赏!”
    一天，我们十来个抗日干部住在离日本鬼子据点马庄只5—6里远的八路军称之为“小莫斯科”的营子村。这个村不大，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但却是我们八路军的隐蔽根据地、堡垒村。敌伪“保长”秦世禄是我派去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我们经常住在这个村，很安全，从未出过差错。为了更多地接触群众，影响群众、动员群众，那天我住在了村南口新的一家。这家院门口正是村口，进了大门有个外院，里边有二门，跨进二门后是北屋正房、东西厢房，紧跟二门外东侧有个冬季储存牲口饲草的草棚子，正冲南街街口的大门。
    这天上午秦世禄急急慌慌地跑来，说敌人来了，快躲起来。房东60来岁的老太太，因为缺乏掩护八路的经验，有点害怕地说，“鬼子进来了，你们快走吧!”我和通讯员郭凤池一看村南是一片开阔地，跑是跑不了的。当时在敌人眼皮底下抗日，是脑袋掖在腰里，随时准备死的，不过决不白死，打死敌人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如果跑到开阔地，敌人是长枪，我们是短枪，光有敌人打我们的份，短枪射程近，打不着敌人，死也是白死，走划不来。于是，我们仔细观察了院里的地形。根据经验，东西厢房、正房是敌人注意的地方，而草棚在外院是明显暴露的目标，敌人认为不会藏人也不大注意。这个草棚为了防止麻雀进屋，用秫秸帘子挂在门上，里边堆着半屋刚铡碎的谷草，正好撂着两个苇席编的席篓子。我和通讯员立即钻进去，整个身子胸部以下埋在碎草里边，上半身用席篓子扣在头上。我们刚藏好，街口敌人就安排了鬼子兵站上岗，正在我们院门口。紧接着就听见敲锣的喊：“皇军到村里来开会罗!”“当、当、当!”房东一家子都去开会走了，只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家。日本鬼子和孩子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咚嗒、咚嗒”鬼子大皮鞋的走路声，向我们藏的地方走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枪都是上了顶门子的。我轻轻地告诉通讯员郭凤池，咱们这是挑帘战，敌人不挑帘子搜不到咱们身边，不能开枪，千万注意别走火。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当时我们紧张地屏住呼吸，心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结果敌人并没有注意，从旁边进二门到院里去了。
    过一会儿，又听见“咚嗒、咚嗒”鬼子走出来的皮鞋声，我又提醒通讯员，进去没搜，防止敌人出来搜，不要出声响，枪不要走火。结果敌人出来也没搜，又回到门口站岗去了。
    过一会儿，鬼子“咚嗒、咚嗒”又进来了。这时我非常紧张，心想，敌人来就是搜这村里的八路军的。上次敌人未搜，这次一定会搜的。我们的手紧紧扣压在枪的板机上，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门口的帘子，倘若敌人一挑门帘，我们就立即开枪。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随便开枪。尽管打死一个鬼子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暴露给鬼子这村里有八路，敌人挖地三尺也要把藏在群众家里的八路军搜出来，即使跑出来，在一无遮拦的平原开阔地，十来位干部谁也跑不了。同时，如果发现村里藏有八路，日本鬼子就会疯狂地杀人放火，就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就会给村里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就会破坏了我们的堡垒村，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我们不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谁还敢、谁还愿意掩护我们?当时，如果敌人挑帘进到身边，我们开枪打死了鬼子，即使村民遭洗劫，老百姓也能理解。我们这里严阵以待，结果鬼子大概是到里边找水喝，径直进二门里边院去了。敌人出院门时，我们仍然全神贯注，所幸又没搜。鬼子几进几出，使我们紧张地出了几次汗，但鬼子万万想不到，在他们眼皮底下不敢藏人的地方竟藏着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后来，村里开完了会，大队敌人吹哨集合，老百姓也散会了。村民们来到村口见到站岗的鬼子催他说：“集合了，叫你走哩!”站岗的鬼子找大队集合去了。秦世禄千方百计总算把鬼子胡弄走了，我们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时房东那个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们：“出来吧，鬼子走了，“保长”秦世禄也来特意告诉我：鬼子进马庄据点了。十来个干部在秦世禄同志的周旋中，没有一个暴露目标的。
    正因为有鬼子给我们站岗，别的鬼子才不来乱搜，在最不安全的地方，相对有了安全，不过当时着实虚惊了一场，确实够危险的呀!（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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