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谈笑录（六)

二斗孩子

       第二次斗孩子，约在六七年夏秋，想来颇富戏剧性，简直可充一电影脚本素材。
       一日，黄寺大院一帮孩子(不少原先是由五号院搬去的)来到本院儿，声言有一叫××的，纠集一帮地痞耍混，要跟他们“碴架”(叫板打架)，遍求各大院孩子支援。我等感到，既然衅自彼开，也只好“义不容辞”走一趟了。遂饱餐战饭，整队前往。来到黄寺一斜路口(现在才知乃外馆斜街)，但见对面二百米处，黑压压一大片，而这边也是黄茬茬(皆穿军装)一片。两刃相割，利钝乃知，只听一声吆喝，这边人蹬车手舞皮带直冲“敌阵”。我冲着冲着，觉得前边怎么没几个人，猛回头，才发现自己竟冲在队伍前面，不禁有些“大勇若怯”，有心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但已无可能，于是只有硬起头皮，“一往无前”。距“敌”一百米开外时，对方未战而气先夺，有人怯阵逃跑，随即土崩瓦解，作鸟兽散，真可谓兵败如山倒。最后只剩为首的××及几名随从，他自充好汉，想留下来“说和”，不想这边人不由分说，只以一顿老拳相飨，还将另几人推进路边齐腰深的臭水沟中“教育”了一番。
       此事后来在一本造反派编的《联动罪行录》中有载，谓“联动分子”于67年4月×日将几名革命群众无故毒打并推入河中云云，大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
       多少日后一天，我突然发现黄寺一帮孩子来本院打拳，其中竟有××等人。我颇觉蹊跷，遂低声问黄寺一人，“你们与××不是不对付(不和)吗?怎么……”谁知其人竟不以为然地一挥手：早没事儿了。我当时心中略有一丝不快，心想叫我们“出兵”玩命打架的是你们，你们自己倒“没事儿”了。又转念一想，和为贵，亦无不可。再者一说，败军之将，岂敢言兵?遂未再将此事放在心上。不想若干天后，我们几人正在老地方中三院台阶上(此为当时一度之“自由讲坛”)依往日惯例宏谈滔滔，臧否时事，但见××等四、五人，每人戴一副白手套，表情冷峻地突然出现，我等正欲上前搭讪，这几人却放话道：“没你们事，谈晓阳跟我们走……。”我辈这才知道不妙，来者不善!原来，那××不知从何处听说在上次“战役”上，谈晓阳动手打了他(实际无此事)，特来报复，而前几次来我院打拳，不过为打探本院虚实，了解到我院并无多少孩子，遂作不速之举(腰中暗藏凶器)，妄图占些便宜。此时我突然想到，平日晨星与二中一帮所谓“工农兵红卫兵”关系甚好，而其总部与我院仅一墙之隔。此一“奇兵”，××并未侦知，否则安敢正眼觑此地哉!于是我佯装无事，拐弯一躲过这几人视线，立即撒丫子狂奔出院直至二中，正进门，我弟及“老板儿”也翻墙前来报信，未等我们说完，谈与这帮哥们儿，摔下手中扑克，一声怪叫，骂着翻墙入院，进屋就打，只半分钟，这几人脸上已是万朵桃花开，成了血葫芦，挺在地上，人事不省了。之后，我们把这几人抬到新楼“整顿大院小组”，讲明原委，并自诩护院有功，应受表扬……记得余老寿(蔚民)在新楼外，手拎一块蜂窝煤，大骂：“××，你小子有种就出来欸!你爸爸是蹬三轮的，你们家住楼梯底下……”此后来成为一条罪状“诬蔑工人阶级”、“迫害工人子弟”，谈氏兄弟及钱泉谷(老板儿)则被定性为“阶级报复”。次日，谈氏兄弟及钱老板儿被唤到“整顿大院小组”了解情况，我等正在西三院家门口聊天，突见晨星狂奔而过，并丢下话：“有人追来，别说我从这儿过!”正纳闷间，又见一大人尾追而至，问，看见谈晨星没有?我等皆摇头否认，问其怎么回事，亦不答。约十时左右，忽见传达室老余头儿敲一破盆而过，口中念念有词：“全院大小人等都到食堂开会，不去不行，后果自负了啊……”咣——咣——并有人报知，院中一些大人扛红旗坐班车杀回，大院前后门均已紧闭，只进不出，其情景颇似电影“地道战”“鬼子进庄”一幕。我和我弟预感来者不善，所谓“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一商量，干脆不去。正好我家有前后二门，前门外上锁后，再从后门溜进反锁，自己躲在家中，静观其变。不料这天我爸恰好有事回来，问我们怎么把自己锁在家里，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好据实以告，承认不想赴会。我父正色曰：那怎么行。遂轰我们去食堂。我们只得以赴难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硬着头皮迈进食堂大门。事后得知，院中有人将打人事件解释成向“红色造反者”武力示威，决心整一下，并略施兵家故智，欲擒故纵！密定第二天派员以谈话了解情况为由稳住钱、谈三人，一早照常上班以为“疑兵”（兵不厌诈），十点突然杀“回马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堵笼摸鸡，务求使众孩子一网成擒，正所谓：兵者，诡道也！现在想来，大人们不愧军人地干活，还真有点战略战术，部署颇为严密，与孙子兵法暗合。美中不足的是，晨星太精，谈着谈着，与大人争了起来。大人一不留神冒出一句：今天整的就是你。谈一看不对头，掀翻桌子，撒腿就跑……
       会上，又将众孩子重又斗了一遍，有几位毫无思想准备，穿拖鞋大裤衩子上前挨斗。在一片“打倒小坏蛋钱泉谷、谈晓阳”的口号声中，二人被反扭双臂带上，众黑帮也参加陪斗(仅仅是“陪斗”)。
       当把谈老爹带上时，他军装领章帽徽一样不少，谓：还没有开除我军籍，为何不能穿军装?有人上前扯其领章，他即高呼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屈之情甚烈。
       其后，大院成立了“宣传队”，基本由更小一些的孩子组成。此一阶段，大概可称之为“宣传队时期”罢。

永远的故乡！

       有道是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及至六八年底，上山下乡开始，我积极性倒很高，所有利钝得失，尽付不问，也没跟家里商量，动员会一完就主动报了名，而且是全班第二个，现在想来，真书生之血诚也。我还带了一大箱子书去农村，人家是“负笈求学”，我是“负笈下乡”。离京那天，车站人山人海，家人及院中孩子自然都来送行。车厢一动，趴在窗口向家人挥手的不少同学都失声落泪。虽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心中也不免酸楚，但我却一滴眼泪未掉。心想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但后来才知，自己实际远不及一些同学禁得起摔打。
       一到山西农村，老乡们都管我们叫“大学生”，原来几年前来过一拨搞四清的大学生，他们以为我们又是去搞他们“四清”的，一时对我们敬畏三分。及至一、二月后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最终明确了我们的身份。
六九年我回京探家，正好赶上杨健等72中的去兵团，我又反过来送他们。于车站人海中，互道珍重而别。列车远去，只记得众家长抹泪垂首心事重重。在出站口，一些小同学正拿着喇叭，刺耳地“高念”主席语录给家长们打气，其语气颇有指责家长们不该如此垂头丧气的意味，而家长们此时自是别有一翻滋味在心头，这些小同学怎能体会得出呢?家长们一边大抹其泪一边闷声往站外走，仿佛全然没有听见这些刺耳的语录声……
送走一拨又一拨，院里顿觉空寂无比，再没了往日的喧腾。此时，小曼自新疆回京公干，院中大点的孩子一时似只剩我二人。我们每日聚首畅谈，纵论天下事。六九年“十一”为二十年大庆，节前闲杂人口一律被令离京，我这个曾是北京人的人也不能例外，遂于节前匆匆就道。在车站，我和小曼别情依依，相期至深，真不知相聚又在何年?列车启动时，他挥手追出老远，此一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不日就要返疆，更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因此，与其说是他送我，莫如说是我送他。
       在以后的几年中，无论在农村还是在部队，我与诸位院友均是书信不断。有时一次就寄八九、十几封信，唬得老乡目瞪口呆。因为这些钱农民可以打多少灯油，办多少事!当时村里一个壮劳力，一年下来也就几十块钱。大家在信中多聊些各地趣事互娱。记得小欢当兵前常来信讲些院中情况，说大孩和次大孩都走了，院里又起来一拨小的，也挺能折腾的。一次，某孩子在院中抱着自己的鸽子向更小的孩子眉飞色舞地吹嘘，说：等明年我的鸽子下了崽……，小欢正好路过，就随口讥讽了一句：“你的鸽子既然下崽，那也还得给它喂奶喽?不想那孩子听了竟然眉开眼笑，恍然有所悟似的接口说：对，对，明天我就去给它订磅牛奶……
       小欢当兵后，也常来信。一次曾写道，他们部队大演样板戏《红灯记》，无“红灯”，只得以马灯代之，人谑之为“马灯记”。演到“鸠山设宴”一折，桌上仅置两大海碗，内盛几只剩窝头。李玉和“怒斥鸠山”时，一拍桌子，力猛，碗掉地上，李玉和与鸠山一同俯身满地拣窝头……台下见此剧情，能不来个“满堂彩”?
       杨健则是测绘兵，一次他们出外勤爬一山，一姓党的落于其后，前面的人即在道边石头上写下：老党，你慢慢爬吧……不想这几人的行踪早被当地民兵盯上，看这几人衣敞帽斜，不像个解放军，又拿着杆子比比划划，怀疑为“空降特务”，又见在地上用粉笔作了“暗号”，近前一看，竟是“反标”一条，叫伟大的党在地上爬!遂把这几人当场拿下……
       小南的来信，则以感时伤怀者为多，言及部队中种种不如意，看不惯，我也只能回信勉力劝慰一番。
       小曼的来信，则为我们在京一月高谈宏议的继续，间或讲些西部风情，不禁一股大漠气息扑面而来……
       至此，院中孩子当兵的当兵，插队的插队，兵团的兵团——风流云散，各奔前程。大人们也又一次步“小将”的后尘，随总政运动由盛而衰，不得不俯仰于时，终于在大做了一通主席像章之后，大都被“发配”外地。院中一时空寂寥落，食堂撤消，暖气停供，待我当兵回来，有人形容大院“像遭了一颗原子弹”，局部(比如“一线天”处)竟有屋倒墙颓之景象。院中住户也大都“换了人家”，生面孔居多。真恐怕“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回不知是何家”了。
       此后三十余年，五号院尽管被挂上“文物保护”的牌子，为京城四十座市级“保留四合院”之一，但毕竟辉煌不再。这些年来，只觉人世之间，“千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唯童趣为真趣。所思至此，竟然不悔少年时，直想在心底放声一呼：五号院，我童年的圣地，我永远的故乡!

补             遗

       文毕，偶读周汝昌《曹雪芹新传》，意外有所获。周书称：曹公与明瑞一族小有过从，而现之所谓“五号大院”或“内务部街11号”，即乾隆年间军功甚伟的“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的宅邸(起码子孙居此)。明的外甥裕瑞曾作《枣窗闲笔》，其中传述了曹公的形貌事迹。曹公还曾于明亮(约为明瑞的兄弟)家做过“西宾”(现之“家教”)。
虽如此，五号院之于曹公，亦不过蛛丝马迹、捕风捉影一类，信则有，不信则无。然既如此，我辈亦不得不喜，宁信其有。何以故?唯敬其人，羡其才，伤其遇九字而已!
常闻人言：举世混濁，清士乃见。真嘉言也!
       想曹公著红楼迄于今，已历二百余载。五号院可稽之历史，当亦有此数。其间多少掌故趣事，因无人记之，任其湮没。梁壁不言，竟复谁知?我辈现作些怀人记事的文字，无非拾遗补阙，也算赋新思于旧事吧。所记这些掌故，皆蕞尔小事，实不足为外人道，尽可任其尘封，与院中颓楼废馆为伍。但如此一来，若干年后，院中诸多逸闻趣事，竟又何曾有过?思此，不禁欣然命笔，将存之于心者，摭拾若干，行之于文，但求与诸位院友，同声一乐也!
特为之记。

1996年7月18日誊完

关于“补遗”的补遗

       忽闻《大院回忆录》又要出了，在屋中一通乱翻，从箧底寻得十年前旧稿（此番略作增补修改），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心头，看到有趣处，自己也不禁笑出声来。
       悠忽之间，又十年矣!我等竟已渐入老境。叔伯姑婶辈的自不必言，即吾侪童友中，竟又有二人遽然驾鹤，思之不胜怅然!记得夏夏去世前不久，我在黄寺院中碰到他，还谈及此书筹稿与出版，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不想书未成而人已逝。现此书即将杀青，也算对亡友们的怀念与告慰。
       想来颇觉庆幸，十年前不知哪来一股邪劲儿，拉拉杂杂写了如许童年趣事。现在还能有此闲情逸致？有些怀疑，毕竟人又老了十岁。前不久，我又动员某童友写，该友回曰：想我已老年痴呆，童年之事，尽付忘川，没准张老三之事，能扣李老四头上……其实我文中作记之事，相当一些也是重读后才又恍然记起的，诸般童年掌故趣事，若非十年前记之，几成了然残梦。如今和盘托出，与诸童友共乐共勉。有道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我们童年的五号院，虽然是“古”不“古”、“今”不“今”，也没有“多少”像样“事”，但又何妨一笑，聊作片刻之返老还童？
       当然，无庸讳言，对于自己的童年，在一些院友那儿竟至“不堪回首”。我这才猛然意识到，“苦难的童年”，没准不仅存之于“万恶的旧社会”。人生苦短，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过一些人在开局，一些人在结尾，一些人在“中段”罢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千古而然！张家的张老三那里的乐闻趣事，在李家的李老四那里可能就是梦魇。
比如某院友小时刚搬进院的第一天，还没找着北呢，就无端兜头挨了大孩一大耳贴子，一如旧时进牢之“杀威棒”，而这仅仅还是他“苦难童年”的开始……不过我仍然以为：俱往矣！在自己现在心境尚可的前提下（境由心生，无可如何），对自己童年的种种不如意，不必耿耿于心。在我们“记忆的长河”中，岂容不堪之事瞎掺和？退一步讲，即便老年健忘痴呆症无可避免，我们也要先忘那些“不如意事”，而将童年的欢乐尽可能地留到最后——纵使在最后的痴呆状态，我们也要在那里呆坐咧嘴傻笑，迎接大限到来，而不是苦着脸忧郁而终……
现再补充点有关五号院的“史料”，以佐谈资。
1.据有关文献，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女儿寿恩公主下嫁本院，此乃驸马府的由来，又称六公主府、寿恩公主府。
2.无意中网上搜得一文，言曹公雪芹曾来过此院，与酒友高论。现转录于此，以飨诸位童友。此文比之周汝昌书又进一步，还是那句话：宁信其有，就当其有。那位有言：就算曹公来过此院，与卿等何干?众童友尽可如此回应：反正他老人家没去过你院，我院就比你院强！

2005年11月16日   

附文：
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考


张          元


乾隆二十五年秋重阳节后不久，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到友人明琳家的养石轩中拜访。忽然听见隔墙有人在高谈阔论，那洪亮的声音分明是已离京外出的老朋友曹雪芹，难道真的是他从南京回来了?怎么自己却无一点音讯?敦敏赶忙过到隔壁院进去一看，果然是曹雪芹。除了曹雪芹谁还能有如此洪亮的声音!为了庆祝这一巧遇，敦敏赋诗一首，题为“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并在诗前记道:“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琳养石轩，隔远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诗中记有曹雪芹南行的内容：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从以上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准确地看到当年曹雪芹的一段行踪，即:他在乾隆二十四年秋冬之际从北京出发去过一趟南京，第二年又在友人不知不觉时突然回到北京。这里我们对两个问题加以考证:一是曹雪芹与敦敏相会的养石轩在何处?二是曹雪芹为何离京后不久又匆匆返回?
首先看养石轩的地址。周汝昌先生认为，养石轩的主人明琳“大约就是著名的将领明瑞的弟兄，是大学士(宰相级)傅恒的侄辈。明瑞军功甚伟，后来本人战死于边疆。”(见1992年《曹雪芹新传》第二十一章，第276页)周先生在以前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推断明琳是明瑞的“弟弟或堂弟”(“史实稽年”章第106页)，并有曹雪芹姻亲傅恒家关系图，图中标识明瑞与明琳是傅(富)文之子。①那么明瑞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笔者据《天咫偶闻》卷四及《国朝先生事略》卷十九以及《清代七百人传》军事篇(陆军)明瑞章等记载证实，明瑞是乾隆朝一等诚嘉毅勇公，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傅(富)文之子，大学士傅恒的侄辈。乾隆十四年他以官学生身份袭其父一等公之爵。后授二等侍卫，在健锐营任职，多次在边疆征战中立功。乾隆二十三年授户部侍郎，二十四年授参赞大臣、御前侍卫、嘉毅勇公，二十六年绘图形于紫光阁，二十七年授伊犁将军。三十二年赴云南平定缅甸骚扰，三月任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议政大臣。由于明瑞在战斗中杀敌英勇，授一等诚嘉毅勇公。原爵位由其弟承袭。三十三年二月，明瑞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灵柩归京后，乾隆帝亲临吊唁，赐谥号果烈，隆重祭葬，在什刹海西厂桥路北旌勇里设祠堂。明瑞之妻为之自尽殉情。明瑞的外甥裕瑞与曹雪芹相知，所著《枣窗闲笔》曾记叙曹雪芹的形貌事迹。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明瑞的府邸坐落在“安定门大街南兵马司路北”②，是“合族居住”，“三个大宅连在一起，院子甚多。族中之人各居一院。其弟明琳的养石轩就是这处大宅中的一个院落。”(见《曹雪芹新传》第276页——277页)为此，我实地考察了安定门内北兵马司一带，并对照乾隆京城全图反复查对，结果发现当地及其附近并没有符合周先生所说的三个并列的大宅院(包括《乾隆京城全图》上曹雪芹时代该处的布局)。与此同时，曾保泉在《曹雪芹与北京》一书中说“养石轩为明琳宅中的轩名，但明琳宅第在何处，却难考知。”他从曹雪芹居住西山推测明琳的养石轩“应在西直门一带”，且认为明瑞府第在“崇文门大街勾栏胡同”。(第169页)我从清代《宸垣识略》卷五(内城一)以及《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勾阑胡同”等资料中倒是查阅出如下的记载:“一等诚嘉毅勇公第在勾阑(栏)胡同。”而笔者早已知道勾栏胡同就是今天的内务部街。③故笔者认为:明瑞的府邸不应在安定门大街上的兵马司(胡同)内，也不应在崇文门大街，而应在今东城区内务部街。因为在该胡同东口路北的十一号院确实是一座三处宅院相连的建筑群。此院不仅经我考证如此，还得到东城区文化文物局的证实，依照他们组编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以及《北京名胜古迹词典》等资料的介绍，该院落确实是明瑞的府邸，胡同口曾有东城区政府颁发的该胡同历史沿革的介绍牌(现因扩宽街道已拆除)。该介绍牌明确指出，十一号院就是清代著名将领明瑞的府邸。因此，明瑞的府第在内务部街而不在安定门内应是较为确定的。既然明瑞与明琳合族居住，那么明琳的养石轩也就该在此处而不在别处了。但还应指出的是，《国朝先生事略》中记载明瑞的弟弟名叫奎林，④我认为依明字辈排序奎林也可作明琳。退一步说，即便明琳不是明瑞的亲弟弟奎林，明琳也应是他明字辈的弟兄之一(诸如明义、明亮等)。⑤大家族既然合族居住，也不一定非亲兄弟不可。故周汝昌先生认为明琳也可能是明瑞的堂弟。不管怎样，当年曹雪芹所去的明琳养石轩，即与明瑞府邸相邻的大院落之一是有实证的。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载，该院“大门以内又可分四组院落，当中是两宅并列各自独立的正院。”“东部一院和前面的院落有明显的不同，显然不是同一整体建筑。”该院落有“占地广阔的后花园，堆山、花厅、亭台具备，并有石雕作为点缀。”(见第28节“内务部街11号四合院”，该书第100—101页)后经笔者对照《乾隆京城全图》所绘也大致如此，图上该院落处相连已扩展到以西、以北的本司胡同、西花厅胡同(即今北京二中所在地)。当年曹雪芹从南京归来，与好友不期相会的养石轩在今日北京东城的内务部街十一号院应是比较可信的了。
其次，在确定养石轩的方位后便可进一步了解曹雪芹当年的一段行踪，即曹雪芹去南京后为何不久又匆匆返回?返回的路线及进城的情况又是如何?
前面说过，乾隆二十四年秋末，曹雪芹应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邀请曾去南京。此去是因为尹继善要准备为乾隆南巡接驾的事，事无巨细正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上次接驾有欠妥之处，须有康熙年间经历过此事的内行人家协助办理才行。所以曹雪芹才被邀请前往南京相助，“充任尹继善的西宾幕客”。(《新传》第269页)但不久，京中传曹雪芹的《石头记》被乾隆帝在皇八子永璇处“挟一册而去”。⑥皇子永璇当时年少，不守礼法，由于看这种“邪书”，实令乾隆恼火。两年前，永璇的师傅孙灏就因“看护不利”而获罪。如今作为永璇的岳丈的尹继善又招该书作者曹雪芹在府中任职，实在让尹继善深感不安。于是他赶忙让曹雪芹离去以避祸端，雪芹无奈只好匆匆返回京城。好在乾隆帝并没对此事加以追究，据传反找人对《石头记》加以删改，编写续书。此说虽然未必能坐实，但曹雪芹离开南京返回北京有诗为证不容置疑。因走得匆忙，以致连他的好友敦氏兄弟也不知道他已回京，故而才有在明琳养石轩中不期而遇的那一幕。
从曹雪芹与敦敏相会养石轩一事也可间接推测，曹雪芹自南京返回北京走的是运河水路，船到通州张家湾后登岸进城。据《日下旧闻考》等资料记载，当时从通州进城只有一条石板铺的官道进“齐化门”(今朝阳门)。由于一路上旅途疲乏，因此他进得城来首先就近投奔位于朝阳门附近南小街上的明琳家。明琳的养石轩位于朝阳门内勾栏胡同(即今内务部街)东口，故走运河水路从通州进朝阳门投奔明琳的住处是合情合理的。由此也佐证周汝昌先生养石轩在安定门兵马司的说法值得推敲，因为曹雪芹长途归来进城后首先会就近落脚，下榻不应舍近求远；再有此次回京是因《石头记》的风波，他不敢贸然回家，故而进城后就近找朋友探询风声也情有可原。曹雪芹对进京路线本十分熟悉，《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即从扬州走水路，到京东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弃舟登岸”。从东边的朝阳门到朝内小街上的明琳养石轩步行不要半点钟，而到城北的安定门则远得多。再者，曹雪芹告别尹继善从南京回京来不及告知京中好友，因此才会在养石轩与敦敏不期而遇。若是曹雪芹已回到北京西山家中，再进城时他会径直投奔靠近城西部的敦诚西园或敦敏的槐园，而不会绕道先到东城明琳的养石轩，那样也就不会有前面和敦敏的巧遇。所以，此次的邂逅养石轩只能是曹雪芹初归京城所为。
也正因曹雪芹一去经年，敦敏不知曹雪芹已到京，隔墙闻声似曹雪芹才有诗序所说的“急就相访”，其迫切心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就曹雪芹与敦敏相会的养石轩是否在今东城区内务部街十一号院与周先生等商榷，此外再次回顾曹雪芹曾去过南京并匆匆返回北京，与好友敦敏不期相会于明琳养石轩中一段史实，从而了解他写作《红楼梦》过程中的往事，了解他一生中较为确实的一段重要行踪。同时，也对此间所发生的人和事作一个较为确实的旁证。


注         释


①周汝昌先生因没有确证，在此处打一个问号，以示推断。
②安定门过去及现在只有一个兵马司，即北兵马司(胡同)，而没有“南兵马司”。因此我推测不可能是北兵马司的笔误，而应当理解为安定门大街南边的兵马司(即北兵马司)，因为过去是根据东西南北四城设置兵马司的，所以安定门内的兵马司理当叫北兵马司。
③明清时今内务部街称为勾阑(即勾栏)胡同，北洋政府时期因在此地设置内务部而改名。见几年前东城区政府颁发的内务部街历史沿革介绍牌。且笔者自幼居住在这条胡同内，对此地十分熟悉。在读大学期间还参加过东城区政府地名办公室举行的地名调查工作。
④《清代七百人传》第802页《陆军·明瑞篇》载:“(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明瑞所得之云骑尉与伊弟奎林承袭，明瑞承袭一等承恩毅勇公，世袭罔替。”
⑤《曹雪芹与北京》“燕市友朋”第一章第169页记:“明琳，姓富察氏，是明义的堂兄，与敦氏兄弟过从甚密。”又，吴恩裕《曹雪芹丛考》卷六“敦诚挽曹雪芹诗的两首初稿”一文也记有“明义(我斋)通过敦氏兄弟与曹雪芹相识。”
⑥见周汝昌《曹雪芹新传》第三十章“秦淮旧梦人犹在”。第273页:“到二十五年春天，为了加强管教，乾隆不得不亲幸永璇府第，意在查看。”又记一则传说:“乾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从年代上推考，只有幸永璇府这一事件正相符合。”“这次临幸永璇府，就是史册可征的。”

(本文作者:北京教育学院，邮编:100011)  

红楼梦学刊，二○○五年第二辑

老沈文绉绉，未想当年打群架曾一马当先，以一人之勇退敌数十人。更未想老沈还是红学家，从人物到街道地理说得实实在在。

小孩子打仗也有乐趣，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打仗，甩石头，这村跟那村打，也不记仇，过几天又好了，跟没事一样。

李晓侯 发表于 2022-8-9 21:55
老沈文绉绉，未想当年打群架曾一马当先，以一人之勇退敌数十人。更未想老沈还是红学家，从人物到街道地理说 ...

哈哈。过奖了！

彭本炎 发表于 2022-8-10 09:52
小孩子打仗也有乐趣，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打仗，甩石头，这村跟那村打，也不记仇，过几天又好了，跟没事一样。

是的。哈哈

沈卫国 发表于 2022-11-13 10:14
是的。哈哈

沈卫国 发表于 2022-11-13 10:07
哈哈。过奖了！

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