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二、三）

     1960年9月，学校由蔡家湾分部转到三姑小学本部，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刚刚是个10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急需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天真无邪、上学读书、无忧无虑的时候，由于长期饿饭、营养不良，两条腿都是肿的，浑身无力，连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有心思读书。每天上学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嘻嘻哈哈、活蹦乱跳的现象，基本上是低着脑袋去，低着脑袋回家，相互之间都不说话。在沿途路边干活的大人见到后都非常同情，故意开玩笑地说：“学生们，你们讲话唦！为什么不讲话呀”？大家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哪里还有劲讲话。到了学校也不到处乱跑，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时间一长结果把背都搞驼了，连腰都伸不直，直到以后很长时间才纠正过来。老师看到这种情况也非常同情，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严格要求了，也不布置课外作业，就是上课也很随意，流于形式，基本上处于放任态度。
   老师也同我们一样，长期食不裹腹，饿着肚子教书。他们有时也不得不想办法自谋生路，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到黄陂武湖去挖野菜，解决吃饭问题，发动学生在学校周围开荒种地，有时还要兼顾家中的老婆孩子，人人在为吃饭的问题而奔忙，哪里还有心思教书。学习时间根本没有保障，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还有一段时间实行半日制，即：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有时甚至半日制也不能落实，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学习成绩如何就自不待言了。
   由于久旱无雨，没有收到粮食，连稻草也没有收到一根，全湾300多人每天吃饭，要将生的做熟，没有柴烧。只好派人到邻近的新洲县仓埠镇或什指舗去买煤，那时没有汽车、拖拉机，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手推车（俗称红车），每次最多只能推300——500斤，如果说不是过粮食关可以多推一点。队里规定凡是去买煤的每人每天可以得到半斤大米的补助。父亲为了吃上这半斤大米，就把这个差事给揽了过来，他推车我赶牛，人推牛拉每天买500斤煤，这样我们俩人每天可得到一斤大米，中午在外面可以饱餐一顿。在外面做饭要向别人借锅借灶，都是以吃饭为条件，否则，别人不会借给你。没有办法只好多加点水、煮稀饭，4——5个人分而食之。有时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饿成那个样子，心里过意不去，也给小孩子分一点，根本谈不上吃饱。即使这样也只能解决我俩的问题，家里其他人也只好挨饿了。
     1960年仍然是个灾荒年，久旱无雨，粮食收的很少，社员吃饭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队干部一个个被拖得筋疲力尽，公共食堂实在是办不下去了，大约在5-6月份被迫解散。食堂解散后，队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分给社员，完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靠各家各户自已想办法。办了两年多的公共食堂，社员长期饿饭，即使有存粮恐怕早就吃得差不多了，哪里还有现成的粮食放到现在，老百姓个个都是家徒四壁，一洗如贫。真是到了“日无鸡食米，夜无鼠耗粮”的境地。
      1959年10月，黄陂县政府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动员全县的老百姓到木兰山做夏家寺水库（即：现在的木兰湖）。听说做水库有粮食补助，可以填饱肚子，湾里人一下沸腾起来了，纷纷要求去做水库。很多人拖儿带女来到夏家寺，临行前还放了鞭炮。结果到了那里一看，根本不是那回事，参加兴修水利的壮年劳力每人每天才一斤半米的补助，没有参加兴修水利的老人和儿童自然不能享受这份待遇。全家人仅靠这一斤半米生活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每个兴修水利的成年劳力每天要承担近10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一家人住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人生地不熟的野外工棚里，其境况比家里更惨。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各方面生活都不方便，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饿死人，只好把一家老小给送了回来。当初听说做水库有饭吃，看到湾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去了不少，我也想去而没有去成。当看到那些拖家带口到夏家寺水库转了一圈又跑回来了后，彻底打消了到水库混饭吃的念头。不过，我的父亲、大哥、大姐都上了水利，家中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
   夏家寺水库的劳动强度之大，生活之艰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于长期饿饭、营养不良，人的身体难以承受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据说那里死了不少人，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中、年青人，前一天还是好好的，第二天说没就没了。抛尸荒郊的现象到处可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公开大骂：“共产党是秦始皇”，把兴修水利比喻：“修万里长城。”
    由于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上了水利，在家中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的老、小的小，根本没谁来出面管这些人，又不能眼看着活活被饿死，只好想办法自救，我们这帮10来岁的孩子超出人们想象的成熟，正应了那句古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个勇敢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到地里挖野菜，捡地露皮，到田里摸螺丝、挖野荸荠；到河里挖色藕，蒲荠苗根；剝榆树皮等充饥。总之，凡是只要能吃，能填饱肚子就行。这些东西终究不是粮食，吃了不容易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振得缸门出血也无济于事，不得不用硬东西往外掏，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患痔疮的多就是这个原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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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同小异  那时的事情我还依稀记得  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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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由于把树树皮吃了 所以后来很长时间很少见到大的榆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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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搞忆苦思甜，说到吃不饱穿不暖时，就谈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上些年岁的人经历了那个难以忘怀的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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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同小异  那时的事情我还依稀记得  不容易啊
陈学义 发表于 2010-6-2 13:04

      学义兄说的是。我认识的一位老新闻报道员，三年困难时期，他是一个乡镇的粮管所长，全家人饿得几乎都得了浮肿病，面对几大仓库的粮食，他却没有私拿一粒。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那去了几十里外的邻省一个乡村，购买了十多部萝卜婴子，准时度日。不想事情外露，他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三年。
      回乡后，在乡镇当新闻报道员。经过多年努力，在其58岁那年，终于得以平反。后被安排在一个乡粮管所，直至退休。

我在夏家寺水库挑了－年多的土,后来修东干渠直至"红十月"公社,死人的事有,沒那么严重.修建夏家寺水库非常必要.造福于府河两岸人民.

这个情况是听做水库的人回来讲的，我那时候是小孩，没有亲眼见到过。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为了活命不惜铤而走险，偷、抢、拐、骗现象成风。绝大多数都是与吃的有关，主要是粮食、瓜果一类。到处都可以听到失主的叫骂声，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如果说不是饿得受不了谁又愿意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比如有时人们手上拿个饼子在大街上边走边吃，稍不注意就可能有人先向饼子上吐口水、如果嫌脏不要了，马上就被捡走；如果说仍不放手，马上就可能被抢走，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的很，根本不算稀奇事。那个时候盗窃不算丑事，即使被抓到也不会怎么样，大多是说几句算了，也没有人追究，公安局也不管。即使这样湾子里还是饿死了不少人，仅我们村庄就达20多，其中有5人是青壮年。
     人们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待毙，稍微有点活络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外流，有的趁夜深人静时携家外逃，有的跑到江西省九江地区，湖北恩施地区、邻近的红安县谋生。还有不少闺中待嫁的大姑娘，小媳妇这时候也不讲什么条件不条件，嫁妆不嫁妆了，只要有口饭吃，别的一概不论，谁给她吃的、有地方安身就跟谁走。
      与黄陂毗邻的红安县与我们的境况差不多，全县也在过粮食关，也是饿死了不少人。红军长征时期朱德总司令的马夫看不下去了，亲自跑到北京找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当面汇报情况，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据说董必武副主席连夜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求带三百万吨粮食回湖北红安探亲。毛主席没有完全满足董必武副主席的要求，但还是批准了一定数量可观的粮食用飞机运到红安，那时每天都看到飞机每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知道这是用飞机往红安运粮食。结果与红安邻近的黄陂群众成群结队、拖儿带女的往红安跑。其实跑到红安去也没用，结果转一圈又跑回来了。
     1960年夏天除了旱灾以外，还发生了罕见的虫灾。一寸多长的大肉虫遍地都是，把地里的黄豆叶，红著叶全部啃光。有的说：“这是美国人放的细菌战”。也有的认为这是由于长期干旱、气候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也没有人管，任其发展泛滥，肉虫越长越多，满山遍野都是，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时人们外出走路特别小心，眼睛老盯着地下，生怕踩到了小肉虫。
     这一年的冬天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温暖援救之手，从东北三省调来大批玉米，供应每人每天四两玉米（老称十六两制），算是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四两玉米尽管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是粮食，可以抵挡一阵子，每天可以吃两顿，再加上自已想办法弄一些蔬菜、瓜果一类的东西，也不致于饿死人。这批玉米来的确实是时候，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否则，还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紧接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现行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即又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放宽对农民的限制。提倡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允许生产队把闲置的一部分土地分给社员种菜，种萝卜，谁种谁收。尤其是强调尽可能多种那些周期短、收效快的农作物，以解决农民的当务之急，到来年春耕时再将这些土地收回来；允许分给社员少量自留地；鼓励大家开荒种地，见缝插针，自产自收，节约归已，社、队一概不予干涉。
      由于政策对对路，措施具体，处理及时，广大社员都种了大量的瓜菜、萝卜，乔麦等农作物，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吃野菜、树皮、草根了。尤其是胡萝卜、白萝卜最多，满屋子到处堆的都是，一日三餐都吃萝卜。那真是：“早晨萝卜三碗，中午三碗萝卜，晚上萝卜过夜，第二天还是萝卜”。
      在这一年的春节，大人们做水库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我们这帮老少之众，我妈妈看到这几年一直饿饭，特地弄来几升大米，趁过年的机会改善伙食，煮了满满一大锅，放起量来让我们饱餐一顿，谁知那时因年龄小、不懂事，根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已，甚至有些大人也没搞清楚，简直象饿牢里放出来一样，狼吞虎咽，不想放碗，结果吃过头了，肚子胀鼓鼓的，几天都消化不了，晚上睡觉时躺不下去。只能半躺半坐，还打馊噎，把胃给胀坏了。以后到部队时发现有胃病，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就染上了。
      1961年尽管仍然是个灾荒年，由于政策对路，措施得力，形势逐渐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走向安定，不象过去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跑到外谋生的几家人也都先后回来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也能象往日那样按时到学校读书上课了（完）。

"三年自然灾害"是遗留在建国初期永远的痛。

你们湖北和河南的情况怎么那么像似呀 本以为湖北产大米 会好一点的。

那个年代的事也不是我这一代人管得了的事，如果说我不把他写出来，恐怕写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以后我们作古了可能更没人写。再说这些事发生在我们孩童时代，也就是刚刚记事吧，我写的这些东西还不是全部，只能说是部分。现在所有农民大部分外出打工，不愿意种田，我到乡 下转了好多地方，土地荒芜的不少，而且是亩产千斤以上的上好田，看到都心痛，我真耽心再来个三年自然灾害，到那时又该怎么办？

天灾人祸！不过这场灾难如放到今天，恐怕人心就不是那么好弄了，如今的人没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感觉，没有民族、理想，个人私欲膨大，党风、政风都不如前，要想上下同心同德难！

历史已顺岁月逝，只盼历史不重演